顧老師的筆記書Ⅱ：公民社會.茁壯

自 序

公民社會與知識的「返身性」

公民社會代表了在一個自由國度裡的政治生活…只有在真正地實踐公民社會的事務時，人類才會發現他們能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充分運用他們的才能，並且找到他們最珍貴之感情可以投注的對象。

─Adam Ferguson

在《顧老師的筆記書I：學習社會．繁盛》出版之後，緊接著的任務，就是這本《顧老師的筆記書II：公民社會．茁壯》了，說起來，這兩本書都是我十幾年來觀察台灣社會的變遷，同時參與打造一個更文明、自知、自信之生活條件的反省心得。我在每篇文章後面，以「隨想．筆記」的方式，簡要提示了文章書寫的脈絡，以及與現在情境的關聯性，希望不只紀錄我們這個世代做過的努力，也盼望激勵更多同伴一起來圓「公民社會」的大夢！

本書對於「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個主題，除了概念和理論上的論述之外，同時也觸及到對實質現象的觀察與分析，特別是有關於台灣蓬勃發展的民間非營利組織。在進入主題之前，請容我引用《解讀社會力》導論的部分內容，向讀者交待一下個人曾經參與其中的「田野經驗」，或許可以更明白我的成長歷程。

事情可以從我參加的第一個民間社運團體開始說起，我在一九八八年從德國完成學業回國，發現台灣的政治社會氣氛有了微妙的變化。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前一年蔣經國宣佈解嚴，沒多久後他就去世了，而在統治階層出現權力移轉的情況下，台灣的「社會力」蠢蠢欲動，爆發了不少社會運動的風潮，包括了農民運動、環保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老兵運動等，其中也有大學教授組成的「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發起了修改「大學法」，爭取大學自主的運動。我大約在一九九○年成為「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的成員，接著在一九九三年楊國樞教授擔任理事長期間接任了秘書長，直接參與了核心的決策。這個團體並未依〈人民團體法〉登記，但是我們當時定期開理事會，理事們志願從全國各大學趕來開會，還必須在立法院開議時間，輪流排班到旁聽席旁聽，以密切監督〈大學法〉修正案何時會進入院會討論。結果到了一九九三年年底，〈大學法〉正式在立法院對決，最後在教授、學生聯合包圍立法院的形勢下，通過了─雖然有不少妥協，但仍帶著進步色彩的修正案。而這段經驗，對我而言，像是一番全新的民主洗禮，讓我親身體驗到民間的非營利組織如何靠著一股使命感進行運作，又如何實際介入法案遊說以及社會動員，並對公共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或許是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讓我覺得可以增長不少見聞，一九九四年我欣然受邀加入了「澄社」，進一步關心到國內的政治發展和民主改革議題，並且不時得發表評論，盡一份知識份子的言責。「澄社」成立於一九八九年，創社的成員都屬於台灣學術界的前輩，發言很有份量，也奠立了澄社公信力的基礎。而我在一九九九年到二○○一年擔任了兩年的澄社社長，經歷台灣的政黨輪替，更見識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極端化，讓台灣民間的社團往往很難維持住「自主性」，或很容易便會被貼上標籤。不過，隨著政治激情的消退，我反而對台灣「公民社會」的成熟愈來愈有信心，因為我觀察到，一般的民眾不再輕易受到政治符咒的支配，會依個人的自由意志來做政治判斷，畢竟「民主」對大多數台灣人來說，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而逐漸落實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雖然每到選舉就出現不同陣營的「對決」氣氛，媒體的叩應節目、政治談話秀也常常刻意拋出激進的話題，但是整個社會基本上是冷靜、理性的，日常的分工合作也沒有陷入混亂。

前面提到的「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和「澄社」，都算是站在民間的立場，為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出了點力，也具體地實踐了「公民社會」的理念。進一步來論，現代的民主國家，政治並非少數政黨或政客可以壟斷的，政治既是「眾人之事」，意味著每一位「公民」享有著充分的基本權利，並有足夠的機會來行使「公民權」和「參政權」。這類的概念即使大家耳熟能詳，卻不見得了解相關內涵，尤其台灣過去的民主觀，經常只集中在關切大大小小的選舉競爭，使得一般民眾對於「選民」的行為模式比較熟悉，但是涉及到在非選舉期間還可以持續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公民」身分和意識，似乎便不甚了解。這也造成台灣的民主制度始終存在許多問題，包括黑金、賄選、利益輸送、不當言行、立法怠惰、施政不力……種種，民眾在選出總統、選出各級民意代表之後，好像無從再監督政治人物的表現，到最後充滿了「無力感」，甚至可能對民主制度產生質疑或失望。

因此，一個合理的、穩固的民主政治，其實一定要以「公民社會」的健全作為配套，並且應該提供大量的管道，鼓勵公民們要積極地關心公共事務，不能讓政治被少數人把持，成為特權孳生的淵藪。如同西方的民主先進國家一般，民主絕不等同於選舉，還要加上公民的參與，才能建立起「參與式民主」，換句話說，台灣的民主進程必須要將「民主參與」擴大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進行「社會的民主化」，我們方可以期待台灣未來的民主能真正深化、鞏固，成為長治久安的堅固支柱。相對地，如果台灣的公民們缺少普遍的覺醒，任令政黨惡鬥、政客詐騙的情事天天上演，那麼政治發展的「惡質化」，將可能吞噬全民好不容易取得的建設成果，而台灣也不排除會淪落到類似某些國家般，因為政治因素導致民生凋敝、國力一蹶不振。

幸運的是，台灣在經濟起飛的階段中，民間已經發揮不少「自我組織」的力量，也就是由人民自由與其他人組成營利組織，來追求共同目標、滿足各式各樣的需求。譬如大多數的中小型企業靠的是自己「打拚」的實力，而不是依賴政府或大財團的施惠，搶占到世界分工體系中的一席之地。這種自立精神在解嚴之後，多少延續到台灣許許多多中小型的非營利組織，當政府對民間結社的法規限制一旦鬆綁，馬上各個類型的基金會、協會、促進會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籠，填充了過去在戒嚴時期無法自行滿足的社會需求，也帶動了更多新的創意，使社會的組織活動顯得多采多姿，並且慢慢地充實了原先貧瘠的「第三部門」，也令「公民社會」的想像開始具體成形。我還記得，大約在回國初期我就在課堂上使用過「公民社會」這個概念，但是學生們的反映好似從來沒有聽過，更何況一般社會大眾。這與目前在總統、行政院長的文告或施政報告中，正式應用「公民社會」來闡揚施政目標的情況大不相同，多少反映了時代的進步，讓「國家」不再掌控一切，由「公民」們組成的「社會」則爭取到相對的自主性，不用屈就附庸的地位，在某些公共政策，如社會福利、環境保護、教育改革、人權保障、兩性平等……方面，還有可能主導了立法或政策走向。

事實上，我實際參與到這些社團的運作中，對我學術研究的取向也有很大的啟發，我自己一向對於抽象的理論很感興趣，尤其浸淫在西方的社會學理論當中，有時難以自拔，這方面的論述，可以參考我即將增訂出版的《韋伯學說當代新詮》（開學文化）。直到開始投入民間的倡議性活動，我對台灣的非營利組織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並從一九九五年起，結合了政治大學跨學科的多位教授們，發起成立「非營利組織研究室」，陸續主持國科會研究計畫，希望能更清楚地界定和詮釋台灣非營利組織相關的現象。這本論文集在後半部分蒐集的文章，便是我將近十年以來在這個領域研究成果的結晶。這類的研究比較不是「純理論」的論述，多半是採用了實證性的經驗研究來取得資料，再加上理論論點的分析，以便描繪出我對非營利組織和公民社會之間關聯的看法。與之前出版的《解讀社會力》相較，本書收進了更多篇當時囿於篇幅，無法收錄的相關論文。

我們可以想像，當社會上的「公民」數量增加時，台灣的政治可能不再令人如此煩心，有可能變得比較清明；當有更多的公民得到「培力」（empowerment） 時，社區民眾將懂得如何善用組織的力量，來共同維護公共利益，「社會資本」和「信任」也可逐漸累積。於是，如我在《顧老師的筆記書I：學習社會．繁盛》一書中表達的論點，我始終認為，在「學習社會」與「公民社會」的交集處，人們有理由期待一個較合理的生活方式，彼此和平、友善、理性地結合成新的「生命共同體」。社區大學在這層意義上，很有機會創造出台灣的「教育奇蹟」，而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爭取的「終身學習學士學位」若能成真，社區大學的「文憑」可能會吸引更多民眾進入成人高等教育體系，成為有知識力與行動力的現代公民，這樣的願景說不定就更容易實現。

提到社區大學，我必須承認，它有點像是我所建構的「公民社會理念型」（ideal type of Civil Society） 的實驗室，也是我參與觀察的重要田野。雖然我從頭開始便投入社區大學運動，但所扮演的角色，比較維持在倡議和推動的位置，而不是親自「下海」經營，所以一九九九年為了正式申辦文山社區大學，我們一群夥伴成立了「台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我記得當時台北市教育局還深怕這個組織被誤會買有官方色彩，要求特別加上『民間』才准予成立，我當下即欣然同意，卻不免感嘆政府部門的保守心態）。當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