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老師的筆記書Ⅲ：自由社會.願景

有自由才有幸福──台灣如何邁入自由社會？

一、重新理解與評價「費先生」（Mr.Freedom）

「自由是什麼？」、「自由有什麼重要？」、「自由會不會帶來混亂？」……這一連串的問號，是台灣社會常常浮現的問題，因為台灣其實並不太熟悉「自由」的真正意涵，以及此一概念在社會集體生活中運作的機制。回想起來，當西力東漸時，中國知識份子在五四運動中提出了迎接「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賽先生」（Mr. Science）的訴求，但西方的這兩個「現代性」的代表，其實都根源自「費先生」（Mr. Freedom），也就是「政治自由」與「學術自由」，偏偏好幾個世代的華人社會都忽視了這點，以致於到了今天，即使台灣好像實施了民主政治，思想言論和科學研究也基本上不再受到壓迫，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所謂「自由的滋味」總是怪怪的，離建立「原汁原味」的自由社會似乎仍有很大一段距離，究竟為何如此？

平心而論，台灣人從來沒有機會享受到現代意義下的「自由」，如果時光倒轉至四百多年前，荷蘭人開始殖民台灣，然後被鄭成功逐走，接著又是滿清政府、日本政府統治，這些政權都不曾將「自由」視作核心價值，而1946年二次大戰後接管台灣的國民政府，甚至實施了近四十年的戒嚴令，完全剝奪中華民國憲法中保障的基本自由，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一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台灣人民才逐漸一點一滴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可是種種現實制度中的限制，始終嚴重地「稀釋」著自由的權利，包括〈人民團體法〉、〈集會遊行法〉皆充滿了威權的遺緒，箝制著社會自我治理的行動空間。在政治上，就算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但是一般人民的權益常被恣意壓縮，乃至社會上充斥著不公不義，一點兒也稱不上是個自由的樂土。

不過，幸運的是，台灣的公民們畢竟「覺醒」了！尤其是洪仲丘在軍中被凌虐至死的事件，激發出二十五萬「白衫軍」走上街頭，並在2013年的國慶日，以「天下為公、還權於民」為號召，再度聚集數萬名公民，展現了集體的力量。發起這兩項行動的「公民1985行動聯盟」以台語版悲慘世界的名曲〈你甘嘸聽著咱的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作為升旗歌，在十月十日冉冉升起「公民旗」，來向檯面上的政黨嗆聲。這首歌的歌詞反覆強調著對「自由」的渴望，最後一句則是「嚮往有一天活出自由的新性命！」，難道這意味著「自由」或「費先生」已經內化到大多數人心中了嗎？

恐怕我們又不能太過樂觀，因為台灣的教育、法律、經濟、政治……種種制度，不斷複製著「反自由」的規訓教條，而且在華人的傳統文化中，遺留了太多對於個人自由不信任的基因，所以許多人起心動念，不會理所當然地將「自由」當成是天賦的權利，反倒常常傾向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負面表述來污名化自由，從而合理化各式各樣對思想和行動自由的約束。

寫這本書的動機，正是有鑑於華人社會似乎對於「自由」的概念本身，以及「自由」在社會組織運作中如何創造出最大的效益，始終缺乏正確的理解。以致於一方面在現代思潮洗禮下，似懂非懂地歌頌自由，另一方面在家庭、學校、社團、企業、乃至政府等各類組織中，經常性地拒斥自由、崇尚威權，這也造成台灣社會某種精神分裂的症候群，無法落實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

所以，我在不斷觀察台灣社會近三十年之後，覺得如果我們始終無法理解「自由」的核心意義，那麼就算有許多前輩先進努力促進台灣建立民主制度，並期待邁向具有現代意義的公民社會，但因為社會上瀰漫著對自由的曲解，甚至經常強調過度的自由會導致社會秩序混亂，就無法跨出勇敢的一步，真正讓自由內化到每個公民的思想和行動之中，完全實現自由可以帶來的最大效益，從而使個人能夠充分發揮潛能，共同創造出夢寐以求的自由社會。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重新理解與評價「費先生」（Mr. Freedom）呢？在這種思緒醞釀的過程中，我在約十年前閱讀到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 （Hernando de Soto）所著之《資本的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德．索托致力於研究拉丁美洲為何自1820年脫離西班牙殖民後，至少有四次機會加入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卻都以失敗告終。他發現，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相較，拉丁美洲的窮人們擁有大量的土地、原物料和勞動力，問題是這些資源缺乏明確的產權制度，來形成「活的資本」，同時轉化成「可以區分、組合、分割並用於產生剩餘價值的可交換的流動形式」。從而，這些現成的資源進入不了人類的經濟過程，無異於「死的資本」，也讓窮人的生活困境無法改善。德．索托將論證集中在產權或所有權制度本身的演進上，視此為解開「資本的密」之鑰匙。他表示：「一套完善的合法所有權制度是一種媒介，使我們能夠互相理解、建立聯繫、綜合關於資產的認知，來提高我們的生產力」，而西方資本主義成功的祕訣，則在於透過正規所有權制度的建立，它解決了認知的基本問題，「在這個制度下，西方國家組織起關於資產的知識，並從中提取出產生資本的潛能」（de Soto著，王曉冬譯，2001: 276）。

我當時得到的啟示是，德．索托的推論方法提供了一個借鏡，探討為什麼西方國家能夠從「認知」的層面創造出可行的制度，並發展出「在虛擬環境中利用所有權制度，對資源進行表述的能力」，因此才掌握到「資本的密」。從那時開始，我便希望採取與德．索托同樣的策略，讓我們深刻思索：為什麼西方能夠發展出對於「自由」進行表述的能力，而華人社會卻始終仍無法解決「認知的基本問題」？這使得華人社會即使多數人似乎擁有表面的自由，但那並不能像是「有效的自由」般，真正「活化」社會的創造力，「提取」出自由的潛能，所以頂多只能稱作是「無效的自由」。

有鑑於此，我認為只有在認知上先解開「自由的密」，華人社會才可能認真地追求「真的自由」，而這樣的目標絕非一蹴可幾。但我們也應該在「解謎」的工作上，貢獻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和智慧，以便承先啟後，繼續傳遞自由主義的思想精華。本專書計畫便是在這樣的價值關懷之下，期待能汲取西方的學理，融會華人社會的經驗觀察，為解釋「自由」或「費先生」如何「鑲嵌」在華人社會文化的脈絡中，進行一番認知的探索，並延伸到討論具體的策略，期能促進台灣早日邁入公民社會。

當然，關於自由或自由主義的研究，數量非常龐大，但是大都集中在鋪陳西方先進國家的歷史進程，或由西方經驗中建構理論，對於非西方國家的實際狀況，都有一段距離。比較有創意的，反而是獲得1998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的沈恩 （Amartya Sen），他著的《經濟發展與自由》（Sen著，劉楚俊譯，2001）一書，根據印度的社會和文化經驗，對於西方發展理論提出深刻的批判與反省，同時又補充了市場經濟在社會面向上發揮的效益，正是促進了自由價值的實現。德．索托和沈恩的洞見，讓我們理解到「自由」──如同「民主」和「科學」般──不是西方人的專利，而是普世人類可以享受的資源，那麼是什麼因素阻止了台灣或華人社會來充分運用「自由」呢？

本書所欲回答的，就是這類具有理論性和現實指涉的問題。不過，在進入到主題之前，我們仍然應該交代一下，倒底「自由」這個概念是怎麼占據到人類歷史的「優位」？以及西方的「現代性典範」如何詮釋「自由」帶來的種種成就？另一方面，即在西方本身的發展經驗中，「自由」也有可能產生負面的後果，因此若想揭開自由的神秘面紗，除了努力萃取出「自由」此一概念蘊含的豐富意涵外，仍須探討自由在社會中「如何可能？」，以及「自由」與「秩序」的關係又應該如何安頓，才能避免「不正確的自由」破壞了人們對「真的自由」的信任。

二、自由的概念史考察

自啟蒙運動以來，「自由主義」一直是西方世界在思想哲學及政治行動上的有極大影響力的主流論述，甚至為成一種最具「正當性」的價值，接近於「信仰」的層次。如果拉長時間環顧整個人類的歷史，許多思想家也曾不斷地強調「自由」的可貴，並且以種種論述闡釋「自由」的重要性。換言之，人類的故事就是由「不自由」到「自由」的歷史。

既然「自由」這麼理所當然又這麼容易被人理解且同意的話，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在人類的集體生活當中，要經過如此漫長的努力，才被一部分人所接受？因為直到今日仍有不少國家、社會或人群依舊排斥「自由」的價值，這種壓制自由的態勢未曾稍歇。「自由」的「敵人」在自由人權作為普世價值的現代世界裡依然到處存在。而這也關係到而作為健全公民社會力量的解放與賦權。因為公民自由毋寧是構建公民社會的基礎，若是找不到「自由」的「敵人」，也形同是無法理解到底什麼是健全公民社會的障礙。

在東西方社會文化脈絡下的落差與「不可共量性」下，如前所述，我認為只有在認知上先解開「自由的密」，華人社會才可能認真地追求「真的自由」，在承先啟後、繼續傳遞自由主義思想精粹的價值關懷下，我們必須問：「自由」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