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無用之大用　證嚴法師

　　人生，最後一口氣吞下去就結束了，人往生之後軀殼要怎麼處理呢？

　　土葬好嗎？其實，遺體放在棺材裡會腫脹潰爛，埋在土裡被蟲侵噬，奇臭無比；至於火葬是不錯，只是被推進火爐，也只不過化成一堆骨灰。

　　假如是我，我很希望自己到了那一天，還能夠有所用。

　　曾有人問：「佛教說往生以後多少時間內不可以移動亡者，若捐贈遺體或器官是否違背佛教的道理？」

　　其實，這都是後人的論述，如果探究原始教典，佛陀並沒有說人往生之後多久不可移動。而且在《本生經》裡，都記載佛陀過去生如何獻身救眾生，例如割肉餵鷹、捨身飼虎；這就是佛陀的心願。總之，關鍵就在「心願」，有心有願就會歡喜；能達成心願，更是歡喜。

　　人斷氣之後，若身軀被移動會不會很痛苦呢？近代有一些佛學論者，書中形容死後神識脫離軀體像生龜脫殼、像活牛脫皮般的痛苦，所以人剛往生時不能移動他，以免增加亡者的苦惱。其實，這樣的解釋只分析到第六識。

　　以佛教來講，人還有第七識和第八識。第六識是分辨與想像；第七識是思考與決定；第八識則是業識種子的倉庫。以中國造字分析：外在的「相」，如杯子、白紙等相，映在「心」中叫做「想」，亦即第六識。而「心」上一畝「田」，心靈的耕耘叫做「思」，亦即第七識。我們接觸日常生活的外境，產生第六識的分辨與想像，然後由第七識思考與決定──回憶過去、想像未來，經過很久的時間還是記憶猶存。

　　有了心的耕耘，即第七識的思考與決定，接著就會付諸行動。俗語說：「好人總是做好事，壞人總是做壞事。」其實，是因為平時心靈的耕耘，而形成習慣性的動作模式，這就是經過思考和習性薰染之後而造作出來的。有了行為造作，必定形成種子，在醫學上稱作基因，佛教中即稱為「業種」──業力的種子，也叫做「因」。這個種子，這個因，簡單稱呼為「業識」或「第八識」。

　　人往生之後，肉體便開始壞散，但業識仍徘徊在身體周圍尚未遠離。所以在此時助念並說些安撫的話，以維護臨終者的安寧。此時要捐贈大體或器官，如果是自己很歡喜要捐，這是他的願，願力會提昇意識而超越，他的心識不會起瞋怨煩惱，反而會有達成願望的歡喜。

　　如果是自願捐贈的人，醫師在移植他的眼角膜或心臟時，他會覺得：「肺也行啊，肝也行啊，這些都拿去用，免得浪費了。」這種成就願心的力量就是功德。不過，我要強調，為保留往生者尊嚴，不要將他的身體翻來翻去，讓他很有尊嚴和安然的感受。

　　總而言之，一個人最大的意義就是有使用權的時候。世間的一切，包括我們的身體。說生病就生病，即使你不喜歡也沒有權力說我不要生這種病。哪有什麼所有權呢？或者哪一天我們世壽盡了，也不能說：「等一下，我還有某某事沒做，不能死。」一點也由不得你啊！

　　其實，我們來到人間，最消福的就是身體；要吃最好的、營養的，要穿名牌才有派頭，要睡舒服的床......。由於迷失了正確的生活，迷信在自己的衣、食、住、行，所以就盡量消費，糟蹋一切的物資。然而，這個身體是否真正屬於我呢？我認為當我能使用它，能夠付出的時刻是我的，甚至到了最後一刻，奉獻遺體來救人或供醫學研究，我想這才是真正擁有。

　　諸位，生在人間，得之於人者太多，我們應該懂得惜福，即使往生之後，身體還可以廢物利用。人生只是生命輪迴其中的一段緣，這段緣要怎樣運用？一生的情愛要如何看待？有的人捨不得世間的情緣，其實最後還是得捨。既然得捨，捨了之後怎樣運用實在值得思考，如果是我，我也希望能捐贈器官或醫學解剖；有誰需要我的器官就讓給他，有此因緣也是一件好事。

　　我們每天的睡眠如同「小死」，等到一口氣呼出去不再回來，那就是「長眠」。如果有人臨終前很期待奉獻遺體，就應該成就他的心願。能夠做到人圓、事圓、理圓，那就皆大歡喜了。

代序1

再生緣　陳美翌

　　除夕。

　　李明哲開著車，載著妻子和三個兒女（當時老四還沒出生），從高雄岳父母家出發，經高速公路北上。很久很久沒回家了，終於盼到一年一度的年假，可以回去和家人吃個團圓飯，李明哲心裡「暖暖」的。

　　到達瑞芳家裡，手機響起：「李醫師，那個車禍腦死病人的家屬，同意將他做器官捐贈，你快回來吧！」

　　李明哲二話不說，立刻搭火車回花蓮。

　　摘除器官、再分別將兩顆腎臟「種」到受贈者的後腹腔內，三檯手術做完，已是大年初一。在確定受贈者術後狀況一切順利後，李明哲才再搭車回瑞芳老家。

　　「我們無法預料什麼時候會有捐贈者。」身為東台灣唯一的器官移植醫師，李明哲必須隨時待命：「那是我的天職。」

加入器官移植小組

　　1991年，李明哲自台北醫學院畢業，就到花蓮慈濟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對血管手術有高度興趣的他，經常?洗腎病人做動靜脈廔管，深刻體會洗腎病人的苦。因此當慈濟醫院成立「器官移植小組」時，李明哲就加入團隊，希望能為病人帶來另外一線生機。

　　1996下半年，李明哲到台大醫院去跟李伯皇教授學習腎臟移植。除了手術，還學習病人的選擇、術後的照顧、用藥......

　　1997年四月，李明哲在花蓮慈濟醫院執行了首例腎臟移植，為了慎重起見，還敦請台大胡瑞恆、蔡孟昆兩位醫師蒞臨指導。

　　「移植之後，我們讓兩位病人住在燙傷加護病房，我就在值班室徹夜守候。」第一次「主刀」的李明哲，又緊張又興奮。所幸手術過程非常順利，患者移植後，馬上就能排尿，令他信心大增。

　　第二個禮拜，又有一例捐贈的腎臟進來，李明哲真正獨立完成移植，手術的完美成功，讓他覺得「選對了路」。

　　九月，慈濟醫院送李明哲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醫學中心進修。在那裡他跟著全世界第一個做肝臟移植的湯姆士史達佐教授（ Thomas E Starzl）及其團隊學習各種臟器移植。

　　除了臨床，還參與實驗，或到外地去拿器官：「美國器官捐贈的網路非常成熟，器官的保存、利用、分配都很有效率、很公平。」

　　台灣過去沒有網路，無法對捐贈的器官做最有效的運用，殊為可惜。但近一、兩年來衛生署成立了「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在互信的基礎上，算是向前跨出一大步。

移植肝臟大考驗

　　做了多力腎臟之後，2003年，李明哲做了首例肝臟移植，非常順利成功。他開心的告訴當年器官移植小組的負責人，也是現在大林慈濟醫院的副院長簡守信說：「我做到了！」

　　「我感恩慈濟，送我出國進修，給我機會和好的環境，提供經費、設備......。」李明哲說：「慈濟是一個很特殊的醫院，沒有包袱，但有人情味。只要醫師願意做，醫院都會配合，比如挪床位等。總之，排除萬難，以拯救病人為第一優先。」

　　同年五月，第二例肝臟移植時，李明哲就碰上大考驗。

　　那一天下午四點多，接到有車禍腦死病人器捐的訊息，李明哲就率隊南下台東，來回七小時的車程，加上摘取器官手術，回到花蓮已是凌晨三點。

　　李明哲立刻前往病房探視張姓受贈者，確認移植意願，並告知手術可能的風險。所有的檢查做完，清晨七點，病人送進開刀房。

　　「我們發現張先生的血管裡的栓塞子太多，清到很深的地方，還是有，怎麼辦呢？」李明哲說：「手術前的評估再怎麼精密，還是會有意外發生。」

　　血管接不起來，或血量不夠，「新肝」就會壞死，病人也就沒命了，這可是生死一瞬間哪。

　　「移植團隊『僵』在那裡半個小時，束手無策，欲哭無淚。」李明哲說：「『新肝』的門脈要接到受贈者的門脈，結果『門』都沒有，急死人了。」

　　此路不通，另闢途徑，最後在靠近脾臟處找到一條大側枝靜脈血管。李明哲喜出望外，用最快的速度將血管接好，看著鮮紅的血液滔滔流進新肝，大家才如釋重負。

　　這個手術，又處理了病人的腸沾黏及側枝循環等問題，總共耗時十四個小時。李明哲一直等到病人甦醒後，才安心回家。此後三天，除了到醫院巡房探視病人，其他時間都在家裡睡大覺補充睡眠。

　　「感恩讓我碰到如此棘手的案例，檢查不只做電腦斷層，還要做核磁共振。手術前一定要仔細、做好周全的準備。」李明哲說：「還要有很多種『備案』，隨時應付不可預知的狀況。」

連續四檯刀的「不可能」紀錄

　　「我可能是一個比較自戀的人，我努力多學，再運用所學去多幫助更多病人。我希望能多做一些，解決病人的痛苦。」李明哲說。

　　除了挑戰高難度，李明哲也挑戰體力。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斷的打破自己的紀錄。

　　「過去一向就是摘一個器官、再植入一個器官；2003年，慈濟中學職員彭先生車禍往生捐出全部器官，我從捐贈者身上摘取了一個肝和兩顆腎臟（骨骼由骨科摘取），之後我又為兩位病患分別植入了一個肝臟及一顆腎臟（另一顆轉送大林醫院），一口氣做了三檯手術。」

　　2004年，來自越南的阮小姐也因車禍腦死，丈夫忍住悲慟讓她遺愛人間。李明哲更創下「摘器官、植入一個肝臟、再植入兩顆腎臟」的連續四檯刀的「不可能」的紀錄。

　　超過二十四小時，馬拉松式的手術，雖然年紀不到四十，正是盛年的李明哲，還是累癱了。「這樣的紀錄，不是證明我有能力；而是有毅力。」李明哲說：「病人是苦苦等待，我能不做嗎？」

　　不過這樣「單兵作戰」、「校長兼撞鐘」的局面，很快就會改觀。

　　「『大師兄』何冠進目前在日本；『二師兄』伍哲遜在台大，兩人都是李明哲的『高徒』，目前也都在接受器官移植的訓練。」泌尿科第四年住院醫師陳景亮說：「等到大家可以獨當一面，『老闆』就不必那麼辛苦了。」

開刀，是一種信仰

　　慈濟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的陳景亮，和器官移植小組的成員私下暱稱李明哲為「老闆」；又自稱是李明哲的「叛徒」。因為他曾經選擇一般外科半年後，才轉到泌尿科。又緣於對器官移植的興趣，在徵得科主任郭漢崇的同意後，再拜在李明哲名下，學習器官移植。

　　陳景亮說，李明哲是一個很「迷人」的醫師，在實習時，他就很受同學歡迎：「他戴個黑框眼鏡，酷酷的，但是開刀時，眼神是專注的、自信的、篤定的，散發一份特有的光芒。」

　　「跟李醫師的刀，好像跟他去旅行。一刀劃下去，就好像火車開動了，要出發囉！」陳景亮說：「李醫師身手俐落，清清楚楚，宛如行雲流水，順暢無比。」

　　但是李明哲的「脾氣」，也是眾所週知的急。在開刀房，經常聽他「吼叫」。陳景亮說：「他動作快，別人若跟不上，他就會跳腳。或是護士遞錯器械，他也會不耐煩。有時他會跳出來親自『示範』，告訴護士『要、這、樣、拿』。」

　　陳景亮也曾挨罵，但他被罵得心甘情願。他認為李明哲對事不對人，不會做人身攻擊，更不會在開刀房「射刀」。陳景亮曾經問過李明哲，什麼他發飆也不會「丟器械」？李明哲說：「那多『沒品』。」因此，儘管李明哲是嘶吼也好、碎碎念也好，從來不曾出現「小李飛刀」。

　　「他自我要求很高，當然要求學生也高。」陳景亮說：「我們開到尾聲，『關傷口』時，就好像火車快到站了，大家都比較輕鬆，我們就開始跟他『抬槓』，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玩的『冷面笑將』。」

　　每週兩天的門診，其他時間就安排開刀，每個月六十到八十檯刀。李明哲常在一般外科手術後，如有器官捐贈者出現，他二話不說，飛奔去取器官，然後進行移植，連續手術下來，都是二、三十個小時。但是他無怨無悔：「病人的情況不允許等。我不做，誰來做？」

　　陳景亮問他累嗎？當然累！但是「開刀是一種信仰，不要問為什麼？」

　　「此生能遇見這麼好的老師，不簡單，很幸運。」陳景亮說。

病人買藥

　　　稱李明哲為「老闆」的，除了陳景亮，還有施明蕙、社工張美茹、專師周桂君。她們一致認為李明哲的脾氣「很壞」；但也一致認為他「改善很多」了。

　　2001年九月，器官移植小組公開徵求一位協調護理師，當時任職外科加護病房的施明蕙表示願意承擔，讓許多同事都「跌破眼鏡」。

　　「跟著『李老爺』做事，妳不怕死啊？」同事她擔心。

　　結了婚，一心只想上正常班的施明蕙，也跟李明哲共事過，也曾挨罵過。但她認為他罵人是「對事不對人」，而且「罵過就算了」，還可以接受。如今三年多過去了，兩人相處和睦，培養出非常好的默契。

　　社工張美茹剛開始跟李明哲的接觸，因為彼此不了解對方的工作需求跟難處，總覺得格格不入。

　　如果有「潛在」的器捐者，李明哲會很急切，問張美茹：「家屬呢？同意了嗎？」但是站在張美茹的立場，要開口做器官勸募是需要時間跟因緣的。

　　直到有一天，兩人一起到台東參加「器官勸募中心」教育訓練的初階課程。她將自己扮演的角色和困難的地方清楚表白，當著李明哲的面，公開的說：「我以前很不喜歡李醫師，因為他都不了解我的困難......」引起哄堂大笑。

　　李明哲上台，劈頭第一句話就說：「上天是很公平的，以前我也很不喜歡張美茹，因為她也不了解我的困難......」

　　台下同樣哄堂大笑，張美茹更是拍案叫絕。就這樣，一笑泯恩仇，從此兩人跟施明蕙形成推動器官移植「鐵三角」。

　　李明哲的專師周桂君說，「老闆」再忙也會來巡房看病人，有時假日也會跑來。有的人傷口不佳，他還會親自換藥。

　　張美茹則觀察到他多次替貧窮的病人付醫藥費。原來東部很多原住民很窮，有些特效藥健保不給付，他們買不起，李明哲於心不忍，就自掏腰包付了。

　　「除了當醫師比較厲害之外，他啊，還真是笨，怎麼不曉得找我們社工。」張美茹忍不住偷偷罵他。

　　「當我知道美茹這一號人物，有許多社會資源可以申請時，我們的病人就有福了。」李明哲說。

　　可是為了器官勸捐，張美茹說：「因為我們的『節奏』不同，還是偶而會『對撞』。」

體會捐贈者家屬的難處

　　身為器官移植的專科醫師，李明哲的要求就是「快」！快點說服家屬，讓他們在最短時間內同意捐贈。但是一個受贈者的變故，卻讓他對器官捐贈者家屬的處境感同身受。

　　花蓮縣萬榮鄉公所課長蘇連勝，因腎衰竭洗腎幾年後，由李明哲?他做腎臟移植，因此建立了良好的醫病關係。儘管移植給蘇連勝的腎臟在運作五年後因慢性排斥而失效，讓他又開始洗腎，蘇家人仍對李明哲感激不盡。

　　2004年五月，蘇連勝的女兒蘇秀雯下班回家出了嚴重車禍，送到慈濟醫院已經腦死。

　　蘇秀雯畢業於慈濟護專，是鳳林榮民醫院護士。出事的前幾天，因為院內的一位榮民伯伯家屬說要捐器官，她因此和施明蕙、張美茹有過接觸。回家之後，蘇秀雯跟父母說：「如果人往生了，把廢物般的身體捐給別人，才有意義。」

　　豈料造化弄人，蘇秀雯一席話竟成最後遺言，蘇連勝夫婦只得強忍悲傷，送女兒最後一程。

　　「如果醫師沒辦法救她，就讓她去救別人吧！」蘇連勝夫妻想起女兒的心願，不約而同的，一個通知施明蕙；一個通知張美茹。等到李明哲接獲消息，他愣住了：「怎麼會？」

　　他到加護病房探視蘇秀雯，並激動的對蘇連勝夫妻說：「怎麼可以－－再等等！再盡力搶救吧，或許有奇蹟出現－－」一時間，不捨的心情全湧了上來，好像他自己就是家屬。

　　「以前若有腦死病人，家屬處在『捐』或『不捐』兩難時，我心裡都會想：『快做決定吧！再猶豫器官都要衰竭不能用了。』而面對從來不認識的蘇秀雯，我居然期待她還有一線生機。」

　　蘇秀雯終究往生了，因為心、肝、腎等器官衰竭得太快，都不能用了，她只能捐出心臟瓣膜和骨骼。

　　但或許是愛感動天吧，蘇連勝把女兒的器官捐出去後，又再一次得到別人的器官。九月，一顆非常配對的腎臟出現，李明哲再一次替他進行移植，使他成為東部第一位兩次換腎的人。

　　蘇連勝是受惠者，別人的器官延續他的生命；所以他也把往生的女兒捐出去，延續別人的生命。蘇家寫下了器官捐贈史上感人的一頁，而李明哲是最佳見證人。

追懷蔡蕙憶

　　而受贈者蔡蕙憶的往生，則讓李明哲深刻體會到「無力回天」的遺憾。人，終究不是「無所不能」。

　　「雖然蕙憶過世了，但我們還是感恩李醫師。」蔡蕙憶的母親徐麗瓊說。

　　蔡家三個孩子腎臟都有問題，老大蕙憶在國中時發病洗腎；2002年底，二女兒也步上姊姊後塵；最小的兒子則因症狀尚輕，僅服藥控制。

　　「兩個女兒真是多災多難，她們在洗腎的過程中還分別開了疝氣和副甲狀腺。」徐麗瓊說：「四次都是李明哲醫師開的刀，他技術好，待人親切，對病人就像家人一樣。」

　　2004年七月，洗腎室的護士打電話給徐麗瓊：「有一顆腎臟，跟蕙憶非常配對，您要不要讓她來換腎？」

　　「要！」徐麗瓊毫不考慮，立刻答應。「希望蕙憶換腎之後，可以不必忍受洗腎之苦。」

　　七月八日進行手術，李明哲告訴她：「非常順利。」蔡蕙憶甦醒後，開心的比勝利的手勢，和加護病房的醫護人員打招呼。乖巧的蔡蕙憶，非常依賴媽媽，所以徐麗瓊也比一般家屬花更多的時間在加護病房陪伴女兒。

　　李明哲還跟蔡蕙憶說：「病房的電視都沒有卡通，下次我帶我兒子的卡通給妳看好不好？」他把十七歲的女孩還當成小娃娃。

　　「病人的變化，有時是出乎預料的。手術後第三天，蕙憶開始出現吸入性肺炎，雖然極力控制，還是快速的惡化。」

　　第五天，蕙憶心臟也出現衰竭，李明哲難過的告訴徐麗瓊：對不起，妳們要有心理準備。

　　徐麗瓊請在台中工作的先生趕快趕回來，心愛的女兒終於走了，夫妻倆痛哭之餘，也跟李明哲流淚擁抱。徐麗瓊告訴李明哲：「我知道你盡力了，謝謝你，這是我女兒的因緣。打起精神來，還有另一位換腎者需要你照顧，加油！」

寬容與遺愛

　　父母將蔡蕙憶的眼角膜捐贈出來；把學校送的奠儀捐做清寒學生獎學金。李明哲送來一個可愛的小熊維尼，和蔡蕙憶一起火化，一份心意永遠陪伴她長眠。

　　雖然有家屬的諒解和鼓勵，但是這件事還是讓李明哲幾乎崩潰，幾次在沒有人的地方失控痛哭，他反覆的想著：如果我再仔細評估、如果我再小心一點、如果我盡更大的力、如果......情況會不會改觀？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為什麼還有「脫軌演出」？原來，醫生不是神，也不是上帝。李明哲頹喪的，想著一個花樣年華的少女，就在眼前消逝，覺得不寒而慄。過去三、四十例成功移植的病人，讓他充滿自信。現在他深深體會到「戒慎恐懼」這句話裡的「恐懼」是什麼了。

　　徐麗瓊說：「我知道每一個人都是愛我女兒的，沒有人想害她。洗腎室的護士自責的說，如果我不打電話叫蕙憶來換腎，蕙憶也不會死；李醫師更是久久無法適懷，這都是不必要的。對他們，我們心存感恩。」

　　身為義消女子救護隊的徐麗瓊，更能體會什麼叫做失去親人的「痛」。她迫不及待的填了器官捐贈卡，也向親友介紹器官捐贈，希望大家都能認同而加入器捐的行列。

　　有人建議徐家，向醫院或醫生討個公道。徐麗瓊說：大小的手術都有風險，沒有醫院或醫生想要害死人。如果動輒發生醫療糾紛，以後還有誰敢辦醫院？誰敢當醫生？

　　三個月後，徐麗瓊勇敢的再次來到慈濟醫院，參加器官捐贈追思音樂會。在那裡，遇見了李明哲，兩人緊緊相擁。一切，盡在不言中。

　　「有醫療仲介來找我們，想介紹二女兒到中國大陸換腎，被我拒絕了。如果要換腎，我們還是會找李明哲醫師。」徐麗瓊說。

器官受贈者的「同學會」

　　從台九線公路往南走，到了壽豐路段，就可以看到「富麗漁村」的招牌。這一天，「富麗漁村」餐廳客人不多，只有四對夫妻正在舉辦「再生同學會」。

　　「富麗漁村」主人陳威良說：「我們都是器官移植的受贈者，而且我們的器官都是來自同一個捐贈者。我們是『四位一體』。」

　　陳威良罹患肝硬化，在門諾醫院追蹤十年，後來情況越來越糟，醫師建議他登記換肝，否則不出一年，就會「走」了。

　　「我問過很多醫生，去哪裡換肝比較好？大家一致推崇慈濟醫院的李明哲，於是我就成為他的病人。」

　　2004年，陳威良接到施明蕙的電話，通知他有人器官捐贈，肝臟跟他很配，要他趕快來。

　　火速趕到醫院，他問李明哲：「換肝會有什麼副作用？」

　　「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死在手術檯上』。」李明哲說：「我必須確認病人移植的意願，並且明白告知可能發生的風險。」

　　陳威良看到李明哲的坦率，反而安下心來。賭吧！不冒險換肝也只剩一年的生命；醫生很有把握的神情，讓他覺得信心十足。

　　手術後醒來，陳威良慶幸自己還活著：「命撿回來了！我又重生了！感恩捐贈者、感恩慈濟、感恩李醫師......」

　　住院期間，接受同一捐贈者器官的四位受贈者（有些器官轉送到他院），彼此之間有一股微妙的親密感，因而成了好朋友。他們約定同時回診，分享近況。回診結束，常常帶著家人一起聚餐。

　　「我重生了，人生觀也不同了。我不再汲汲於賺錢，而是思索心生命應該怎麼過？」陳威良首先加入慈濟當會員：「我每個月把善款交給李超群醫師的夫人。」

　　陳威良毅然的把經營的網咖收起來，改成電腦教室，提供附近的學生來學習利用；規劃生態農場，利用五公頃的土地，開闢水生植物、昆蟲、鳥類棲息觀察區域。

　　2005年五月，「大愛農場」正式申請立案通過，他非常歡迎慈濟人來玩，他說：「我這裡有民宿、餐廳、蓮花池、生態觀察，最近還要蓋個迎賓館。」

　　七月，移植病友聯誼會就選在「大愛農場」舉辦，陳威良渴望百忙中的李明哲可以帶著妻兒來，看一看他蛻變之後的成果。

　　「他是一個懂得回饋社會的人。」李明哲欣慰的說。

感恩獻禮，無奇不有

　　器官移植，可遇而不可求。身為東台灣唯一器官移植醫師，李明哲八年來移植了四十多例腎臟和六例肝臟。他說，每一位移植病人都要和他互相「糾纏」一輩子。

　　「術後的追蹤輕忽不得，除了按時回診；舉凡要懷孕、出國，都要知會我一聲。我要評估他身體是否足以負擔？遠行時藥品帶足了沒？當地的氣候、衛生，都要考量。」

　　李明哲的對醫護人員的「嚴苛」是出了名，因為他說：人，是一條生命耶；不是捏陶土，捏壞了可以「重來」。但是對病人，他的「親切」也是出了名的。他喜歡跟病人談話，不厭其煩的回答各種問題。

　　病人把他當朋友，常常來看診時，會順手帶些土產來給他。面對淳樸的鄉下人的一番好意，常讓他感到窩心。

　　「剛剛採收的玉米、花生、釋迦、柚子......或是自己養殖的蜆仔、蝦子、鮮魚，還有茶葉、蓮花......」李明哲說：「有一個病人說，貴重的他送不起，送給我的是『全世界找也找不到的好東西』，打開一看，原來是他自己栽種的芭樂。」

　　收到土產，卻之不恭，李明哲會分享給診間的護士和移植小組的成員。施明蕙說：「有一次，一個病人送來一隻宰好煮熟的鵝。李醫師帶回去，塞在冰箱，『冷凍』了一年。」

　　原來那時李明哲的夫人蔡娟秀出國進修，他就搬到醫院單身宿舍住，把他放進冰箱後就忘得一乾二淨。

　　有人曾經送給他一顆南瓜，他帶回家，媽媽打開報紙一看說，這叫我怎麼煮？原來是一顆長得像南瓜的石頭。

　　「還有人從成功寄來活生生的龍蝦呢。」施明蕙說：「最好笑的是，還收到過一包『檢體』。」

　　那一天，診間一直有一股怪味道，門診結束後，才發現有一包塑膠袋裝著，裡面用報紙包得好好的東西。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包「檢體」。大家都笑翻天。

　　「那是個阿婆，護士要她下次來，帶大便檢體，送到二樓檢驗室。她大概弄不懂，就帶了一大包到診間來。」施明蕙說。

　　又捲又長的頭髮是李明哲的註冊商標，病人或家屬偶會遞上名片：「我在開髮廊，來我店裡，我幫你理頭髮，免費！」

　　病人李秋香換腎後三年又罹患癌症，臨終前要求見李明哲。她虛弱但清楚的說：「您是我最感恩的人，我最後一件事還要麻煩您：把我能用的器官拿出來，送給需要的人。」

　　李明哲含淚說：「以後，我們還會再見面的。」李秋香隔天凌晨過世，她捐出了眼角膜。

　　病人的回饋、家屬的支持，是李明哲無怨無悔堅持下去的最大力量來源。

莫讓生命在等待中消逝

　　「病人見到『老闆』，就好像見到『神』，『老闆』講的話，有如『聖旨』。」陳景亮說。

　　許多移植病人及家屬對李明哲抱著無限感恩的心，甚至視他如「再生父母」。但李明哲說：「我只是盡我當醫師的本分而已，沒什麼了不起。要感恩的應該是上人，和所有的醫療團隊。更要感恩的是捐贈者和家屬，醫師再厲害，也無法『變』出一個器官來呀！」

　　有些病人器官衰竭，必須移植才能活命。但是器官來源有限，許多病人在等待中死亡。

　　「以台灣一年一萬個洗腎者來說，一年至少需八千枚腎臟，然而目前國內一年捐贈腎臟的，約只有一百人左右。」李明哲焦急又無奈：「應該有更多有心的人一起來推動器捐的風氣，避免國人組團到國外去移植。」

　　美國的器捐同意是簽署在駕照上的；西班牙是全世界器捐最盛的國家，所有死亡的人一定要器捐或病理解剖；斯里蘭卡的眼角膜捐到全世界去，成為該國的一大特色。台灣應該急起直追。

　　肝臟移植已作六例，今年九月可申請活體肝臟移植的李明哲，即將在東部移植史上邁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病人移植後，從被照顧的人，變成照顧家人的人。家裡的活力又出現了，不但增加生產力，又可以減少醫療支出。」李明哲說：「慈濟照顧許多原住民和低收入戶，不失在東部蓋醫院的初衷；我也願意奉獻一生中最精華的歲月給東台灣的民眾，不失我學醫救人的心願。」

　　冷靜的頭腦、火熱的心，配上精湛的外科醫術，李明哲用手術刀，刻劃了一個又一個愛與感恩的故事。他是器官受贈者的救命恩人；也是器官捐贈者無私大愛的見證人。

　　或許幾十年或百年之後，器官捐贈已是家常便飯。人們記得也好；遺忘也無妨，在慈濟，有一個外科醫師李明哲，他，是東台灣器官移植的先驅者；他，締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再生緣」。

代序2

另一種延續生命的方式施明蕙

　　清晨五點，接到醫院總機轉來的電話：「施小姐，我是慈濟桃園分會的陳師兄，有個會員的家屬想要做器官捐贈，請問我們該怎麼做？」

　　天色朦朦亮的清晨，已經開始了我忙碌的一天。器官捐贈就是這樣，總是無法預期，隨時都會發生。

　　進入臨床護理工作已屆八年，然而真正接觸器官捐贈是在三年前。在外科加護病房工作的我，每天所見常是重症病危的患者，雖然人生終究一死，但真正面臨生離死別之際，誰能不悲傷，誰又能真正放下？

　　所以我很難想像，要有怎樣的捨得與放下，才能在這樣的時刻做下器官捐贈的決定？況且器官捐贈與中國人長久以來的傳統習俗──「死後留全屍、八小時不可移動」的觀念，全都背道而馳；因此，這無疑是個需要勇氣與大愛的決定。但是，在肉體無法繼續運轉的狀況下，如果可以捐出有用的器官，讓等待移植的病患受惠，何嘗不是另一種延續生命的方式呢？

　　記得多年前，當上人在推動遺體捐贈時，父母親拿了他們的遺體捐贈同意書給我，要我藉著工作之便，送回慈濟大學。雖然當時我沒有正面的反對他們，但為了表達我不認同的心情，遂搪塞了很多理由，要他們以郵寄的方式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