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 袁騰飛說中國史Ⅰ：先秦至宋元

第一章：青銅時代的中國人—先秦
第二章：江山一統不是夢—秦漢
第三章：三足鼎立南北對峙—三國、兩晉、南北朝
第四章：憶昔開元全盛日—隋唐
第五章：你唱「霸」來我登場—五代、遼宋夏金元

自序

　　呈現在您面前的這本書，是由精華學校網路課程的授課視頻整理而成的。它的出版，首先要感謝磨鐵文化的沈浩波先生和蘇靜先生，是他們在網上看到了我的課程，並決定把我這些貽笑大方的一家之言整理出版，給了我一個謬種流傳的機會。感謝精華教育的李峰學總裁和范開基校長，是他們的包容與開放，使我有一個大放厥詞的場所。還要感謝我的課程策劃劉娟小姐，我每一節課的成功都離不開她的辛勤付出。還有出版社和精華學校無數為我服務的編輯和工作人員們，他們一次次感動著我。當然，最應該感謝的還是成百上千選修我課程的學生們，以及支援、鼓勵，包括批評我的網友們。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學歷史老師，從小因為喜歡歷史而讀歷史，因為愛歷史而在大學選擇歷史專業，最後順理成章地教歷史。不經意間，我的教學視頻片段被放到網路上，點擊率竟然超過了二千五百萬。在國外的學生告訴我，說我的視頻出現在優酷首頁、百度視頻首頁，我才知道自己「一夜成名」了，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我個人認為，中學的課堂應該是相對封閉的，不應該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不像娛樂圈的明星，需要炒作，需要曝光自己，老師是需要把自己遮蓋起來的，而現在這種「非正常」出名，令我感覺比較尷尬。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我只能是這麼來安慰一下自己，如果有解釋的機會，就儘量去解釋。我想跟大家說我絕對不是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希望大家不要誤會。

　　對於我的課，有人說是譁眾取寵。我感覺對於學生來講，興趣永遠是第一位的，牛不吃草不能強按頭。把學生講笑了，總比把他們講睡了要強些。現在的孩子有多少人喜歡看歷史書？尤其是那種乾巴巴的嚴肅的歷史書？讓他們自己去看書，不見得有效果，所以我喜歡用引人入勝的故事帶出知識點，並加上一些我個人對歷史事件的評價，以成一家之言。

　　歷史什麼人學了有用？大人物學了有大用，比如國家領導人學有用，吸取歷朝歷代治亂興衰的教訓，定國安邦。而現在的大部分高中生學習歷史目的是很明確的，就是考上一個好大學，畢業之後找一個好工作，奔一個錦繡前程。所以我覺得歷史這個學科應該是普及性質的教育，提高人文素養。我講歷史，就是培養學生對歷史學科興趣。聽我的課，記住了什麼是次要的，對歷史產生興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我們的歷史教育，雖然情況是越來越好了，但是也沒有完全達到無任何界限地研究歷史。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他在《國史大綱》前面有一段話：「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

　　比如說研究中國的明清時期，我們自己寫的歷史書把明清時期寫得一塌糊塗的，封建社會到了末世了，衰落了，怎麼都不行了。反過來去看西方歷史書，比如康橋歷史，是高度讚揚中國的明清時期的。中國那時的白銀占世界的一半；中國的農民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農民。為什麼我們自己這麼妄自菲薄？因為那是封建統治者，所謂的封建地主，我們不能歌頌他。

　　歷史應該是論從史出，得出的每個結論應該有史實做依託的。不能先拿出一個結論，然後把對我有利的史實拿來，有選擇性地遺忘，這樣是很可怕的。這種東西如果不徹底改變的話，歷史學的研究是很難有大的突破。我在講課的時候，也嘗試著能在這些方面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至少讓學生不要相信沒有史實根據的事情。有的人說我顛覆了歷史，那麼想請問，你瞭解的那個我顛覆之前的歷史，是不是被顛覆過的？如果是，那我只不過是把顛覆的東西，又顛倒過來了。

　　我還是踏踏實實想做一名老師，就是普普通通的，本本分分的，混同於芸芸眾生的老師。我不是歷史學家，我大學學的是怎麼教歷史，嚴格意義上講並不是歷史本身，所以才疏學淺，講課難免有謬誤之處，歡迎各位讀者批評指正！

　　以上是我想說的話，權當本書的序言吧。

袁騰飛
二○○九年七月十八日

導讀
千古是非何處問—聽袁騰飛講歷史說古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登武

　　據說袁騰飛是個有爭議的人。有爭議，據說是因為他很敢言。反對他的人，說他的歷史課特意譁眾取寵，甚至更像是憤青的言論；支持他的人，捍衛他勇於表達的自由，更擔心他的處境與安危。因為他擅於講課、見解獨到，所以有機會到「百家講堂」講歷史；因為他直率敢言，所以引起廣泛注意；因為電腦科技的無遠弗屆，所以他在課堂上的片段談話，很快地傳送到全球各地，因而「一夕成名」，並且獲得「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的稱號。

　　不管外界怎麼看袁騰飛，都無法改變他作為歷史專業出身的中學歷史教師的這個最根本的身份與特質。憑著隻字片語論斷他的人，應該好好讀完他的書；對他充滿好奇的讀者，更應該用心讀他的書；想要批判他的歷史學者，或許可以試著從他的書看到他對於推廣歷史教育的用心與努力。

　　對於外界的看法，袁先生自有其「夫子自道」的說法。「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他肯定是敬謝不敏的！所以他在「序」言說的很明白：「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我只能是這麼來安慰一下自己，如果有解釋的機會，就儘量去解釋。我想跟大家說我絕對不是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希望大家不要誤會。」這個解釋顯然也帶點無奈。或許是無奈於「印象」已經造成，多說無益吧！對於自己的「一夜成名」，袁先生也有一番詮解：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學歷史老師，從小因為喜歡歷史而讀歷史，因為愛歷史而在大學選擇歷史專業，最後順理成章地教歷史。不經意間，我的教學視頻片段被放到網路上，點擊率竟然超過了兩千五百萬。在國外的學生告訴我，說我的視頻出現在優酷首頁、百度視頻首頁，我才知道自己「一夜成名」了，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正是因為透過電腦網路的傳播，使得袁先生「一夕成名」，但他似乎也感受到因此所帶來的壓力。「一切都已不可『挽回』」，讀起來還是無奈，或許就是受到「成名」之累，心情也受到影響。

　　無論如何，雖是現代科技的威力所帶來的「一夕成名」，但袁先生的講課真正受到矚目，卻是因為確有其真功夫，也確有其特色。以下我試著從兩個面向解讀袁先生的「講歷史說古今」。

一、從講史的歷史傳統來看，袁先生講授歷史，很有說書人的味道，似可從古代「講史」傳統的脈絡理解。

　　「講史」傳統，在古代中國可說具有漫長的淵源。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寫北宋都城開封景觀。其〈市瓦伎藝〉載：「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明記宋代開封府內已經有若干講史名家。南宋耐得翁《都城紀勝》寫杭州風俗民情與作者見聞，其〈瓦舍眾伎〉提及「說話有四家」，其中一家就是「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南宋吳自牧《夢梁錄》也載：「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

　　可見「講史」在宋朝時期已經相當流行，而且名家還不少。但「講史」的傳統肯定還要早於宋朝。即以「說三國」為例，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談到某些三國故事，說「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可知唐代三國故事已經非常流行。唐人詩歌中提及「三國」故事的也隨處可見，如杜甫、李白、劉禹錫都有不少吟詠三國史事的作品。其中，杜牧〈赤壁〉：

　　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詩篇本意大致說在赤壁之戰所遺留折斷的鐵戟，沈沒在水底沙中，還沒有被銷蝕掉。而今被人發現，經過一番磨洗，鑑定它確是赤壁戰役的遺物，詩人因而發出懷古幽情；接著他從反面落筆，描寫那場戰爭。假使當時東風不給周郎方便，那麼，勝敗雙方就會易位，歷史形勢將完全改觀，兩個東吳著名美女--孫策婦大喬和周瑜婦小喬，就會被曹操搶去，關在銅雀台上。

　　銅雀台是建於建安十五年（西元二一○年），在赤壁之戰後兩年。可知，詩人錯置時間，而這種錯置很可能就是受到小說家言的影響。另一方面，詩文所承載的情節，日後受到小說家繼續發揮。因此，曹操發動赤壁之戰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江東兩美女，成為以後《三國志平話》到《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情節。

　　李商隱的〈驕兒詩〉說：「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顯示張飛和鄧艾的人物形像特質，在當時已經相當普遍被認識，因此連孩童都有深刻體認。

　　到了「講史」風氣相當盛行的宋朝，「說三國」就更受到喜愛。宋仁宗朝的東京開封還出現知名的「說三分」藝人霍四究。《東坡志林》引錄俞文豹《吹劍錄》的話說：

　　途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意思說：當時許多頑皮的小孩，拿著家長給的錢到市集聽說書人講三國。當他們聽到劉備失敗，就傷心落淚；聽到曹操失敗，就拍手稱快。可知，「三國」故事在宋代不僅婦孺皆知，深入人心，而且貶抑曹操的傾向已相當明顯。
南宋詩人陸游〈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寫道：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蔡中郎就是東漢末年著名學者蔡邕，也是著名才女蔡文姬的父親。蔡氏父女的故事，在《三國演義》中都有描述。因此，「說蔡中郎」應該也就是「說三分」；「滿村聽說」也可見三國故事的流傳，而說書講史的人，取材自「三國」者大概已經蠻普遍了。

　　其實，不論是講「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或者是「說三國」，這些「講史」家之所以能夠吸引聽眾，誠如南宋吳自牧《夢梁錄》所言：「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

　　袁先生講史，頗得說書人箇中三昧。他善於營造氣氛，運用當代語言，結合若干時事，穿透古今，既能「講得字真不俗」，又顯示他「記問淵源甚廣」，將歷史課說的精彩逗趣，往往妙語如珠，引起他的學生或其他閱聽者的興趣，從而達到他的目的：引發人們對歷史的「興趣」。

　　從「講史」傳統的角度檢視袁先生說史，我想大致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運用生動的語言

　　「講史」之所以能打動人心，首要當即在於能運用生動的語言。就這一點而言，袁先生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試舉例說明：如他用「七匹狼輪番登場」形容「戰國七雄」，既標示出「七雄」的野心，也形象地呈現其特點。他用「舶來者居上」形容魏晉南北朝「佛道」的角力，並明示佛教略勝一籌。他用「修廟賣皇帝」形容南朝梁武帝的崇佛。他用「騙你到洛陽」，形容北魏孝文帝的遷都洛陽，甚至用「骨灰級粉絲」，進一步說明北魏不惜亡國而施行漢化。類似用語，全書處處可見，充滿生動與趣味。這是他的「講史」能吸引人的主因之一。

（二）善於情境的營造

　　對於說書人而言，氣氛的營造是另一個功夫所在。袁先生講史也頗能掌握此要訣。例如：漢代用人制度有「察舉」與「徵辟」。「講史」涉及制度最容易讓閱聽者昏昏沈沈，不易理解。袁先生用了朱買臣「覆水難收」的故事，講述一個因努力而受皇帝「徵辟」的事例，並以此當作少數的「反例」，他說：「像朱買臣這樣能交狗屎運的人太少了，皇上都能聽說，你得賢到什麼程度。所以徵辟不是主要途徑，主要靠什麼？察舉，自下而上舉薦人才。」這樣就簡潔扼要的將漢代的用人途徑作了生動地交代。

　　又如：「禮制」涉及一套複雜的禮法規範與儀式象徵，對中學生而言，其實難度甚高。袁先生講到中國古代禮制，也營造了相當不錯的情境：

　　中國古代的禮制森嚴，所有的東西都能體現出等級來。天子頭戴的冕旒冠，看著好像腦袋頂一個搓板，垂著算盤珠子。這珠子都有講究，天子要垂十二串珠子，諸侯垂九串。韓國的歷史劇裡面韓王一出來戴的那個就是九串，我特意趴電視上數，韓國這回還真沒吹牛，這個韓劇還比較真實，他們的九串是戴對的，因為他不是天子，中國皇帝才可以戴十二串。再比如故宮的大門上，九九八十一顆銅釘，屋脊上九個走獸。你說我們家屋脊上也弄九個，找死吶！我們家蓋房子也用黃瓦，找死吶！這全都有等級的。……孔子就特別強調要維護這個禮。

　　透過韓劇國王冕旒冠帽上的串珠，營造一個禮制的情境，又輔以房屋建築與貴賤身分等級的區別，點出禮制的核心價值，很容易讓閱聽大眾迅速掌握，可說是相當成功的講述。

（三）擅長以今證古，穿透古今

　　不斷地使用當代語言作為證史的手法，是袁先生最擅長的講述方法。例如：他分析匈奴與漢人作戰總是獲勝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騎兵打步兵」。他說：

　　再一個原因是騎兵打步兵，那不跟德國隊踢中國隊似的吧，我想進幾個球就進幾個球。北京奧運會我給你留點臉，我五分鐘進一個，我不給你留臉半分鐘就進一個，一百八十比零。那可不是，我比球跑得快，你比裁判都跑得慢，你能跟我踢嗎？騎兵打步兵不就是德國隊踢中國隊麼，想進多少進多少，人家來去如風，快如閃電，你攻不上去也跑不了。

　　這既是借喻法，也是以今證古。以德國打中國足球隊，比擬騎兵打步兵，不論是否妥當適切，確實可以引起閱聽者的注意，也確實容易在課堂上營造出「笑果」，而達到超乎想像的「效果」。
又如：寇準誆著宋真宗御駕親征遼國入侵，宋真宗卻一再膽怯而想退縮，袁先生說：

　　宋真宗也就真的勉勉強強御駕親征，過黃河的時候怕死，他不願意過河，在這個轎子裡磨嘰。我什麼事還沒辦，我鑰匙落家了，MP4沒帶，我不能走。寇準特生氣，但也沒轍。太尉高俅拿著鞭子抽抬轎子那幫人，瞎了眼趕緊把皇上抬過去。他不敢罵皇上，他抽那個抬轎子的，就把皇上抬過去了。

　　這自然也是刻意運用當代人們所熟悉的語言，點出真宗的怯戰。史學家理應不會因而苛責袁先生違背史實，而指責宋代沒有MP4，豈可胡說？所謂「得意忘言，得魚忘筌」可也。類似這樣的當代語言，在袁先生的講課和著作中隨處可見。我想再一次引述袁先生的話說：「我講歷史，就是培養學生對歷史學科興趣。聽我的課，記住了什麼是次要的，對歷史產生興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二、從歷史教育的角度說，袁先生講授歷史課，頗能體現歷史教學法的精髓，從而傳遞歷史教育的目標與意義。

　　歷史教學活動本身是一種藝術的體現，其目標在於使人理解並掌握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跡，並從中獲取累積經驗，記取教訓，創造智慧。但史料浩如淵海，史事多如牛毛，如何將歷史講好，讓人容易接受，確實需要一點藝術。

　　有學者就強調歷史教學活動中，「描述法」是相當重要的教學手法。「描述」是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本質特徵、情景場合、地理環境、外貌形象或行為事蹟進行繪聲繪色、生動細緻講述的一種教學方法。描述猶如電影藝術中的特寫鏡頭，它以生動、形象的語言，或通過語言集中展現某一歷史情景，使學生對歷史事件和人物具有一種「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真切感受，在大腦中留下具體、逼真的「痕跡」。然後，通過「痕跡的聯結」，引導學生想像，再現過去了的歷史映象，進而展開由表像到概念，由感性到理性的思維活動。描述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的形象性和時代感。

　　從歷史教學法的角度看，袁先生很擅長於運用「描述」法。例如：關於「班超經營西域」的故事，《後漢書．班超傳》的描述如下：

　　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詔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

　　這段書寫也正是成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出典。對於班超得以經營西域的起始，有清楚的交代，文字也相當典雅、簡潔。但對於中學歷史課而言，不論是時間上的壓力，或者考慮學生的古文程度，大概都不可能原文照引，一一解讀。袁先生對於這段歷史的講述是這樣說的：

　　（班超）第一站到了鄯善國，國王對他特別好，大漢來使，五星級賓館，美女服務員。過了幾天，五星級賓館改招待所，美女改老媽子了。班超一琢磨，這是匈奴來人了。就揪住服務員問匈奴人住哪兒。服務員不禁嚇，以為漢使什麼都知道了呢，就全吐露了。匈奴人有三百多，駐在何處，全盤托出。班超一聽，那不行，得把匈奴人幹掉。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於是趁著月黑風高，一部分人在匈奴駐地放火，另一部分人手持弓箭，等著沒燒死的跑出來射，三十六漢人殺了三百多匈奴人。鄯善王嚇壞了，這哥們兒真厲害，不聽他話我也得完，我的軍隊你拿去用吧。如此，班超等於用西域各國的軍隊鞏固在西域的統治，拿鄯善的軍隊一國一國打下去，把各國都打服了。

　　鄯善國王對於班超一行人的待遇，從「禮敬甚備」到「後忽更疏懈」，袁先生用當代語言「五星級賓館改招待所，美女改老媽子」表述，就我所知，這是歷史教師常用的描述法。一方面運用當代語言；一方面能不失準的再現歷史，營造課堂氣氛，牽引出歷史情境，在吸引住閱聽者的注意力之後，再將歷史經過烘托出來。整段描述，因而可以盡可能達到讓人有「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真切感受。能作到這一點，從歷史教育的角度看，我想就算是成功的教學。

　　從另一個角度說，袁先生大量運用當代語言，藉以描述歷史事件，事實上也頗能與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一八六六-一九五二)所說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精神相呼應。每個時代的人們都用他那個時代的語言理解歷史，或者說每個時代的人們總是脫離不了他那個時代的背景、政治、社會環境、學校教育等等因素的影響而理解歷史。唐朝人講述「班超經營西域」，不會使用「五星級飯店」的語言，現代人也許會，但這並不影響對該事件的理解。反而因為這些現代語言的運用，使得閱聽者更能透過講述者的引導而穿透古今，掌握情境，連結歷史。

　　袁先生謙稱自己「不是歷史學家，我大學學的是怎麼教歷史，嚴格意義上講並不是歷史本身」。事實上要將「歷史」教好，本身就是一件深具挑戰的工作。

　　在我看來，袁先生的歷史教學具有顛覆意義、反省意義以及啟發意義。他在網路上流傳最廣的那段批判毛澤東的話，對於中國學生而言，大概就是最具「顛覆性」的語言。所以他說：「有的人說我顛覆了歷史，那麼想請問，你瞭解的那個我顛覆之前的歷史，是不是被顛覆過的？」在中國質疑教科書的，原也不只袁先生一人。廣州中山大學的袁偉時先生之前也曾對教科書中的意識型態深切質疑，甚而引發所謂「冰點事件」。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洛溫（James W.Loewen）曾出版Lies My Teacher Told Me: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中文譯本翻成《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也嚴厲指出美國教科書中的錯誤，都具有深刻反省意義。

　　當然，袁先生的講述也不是完全沒問題。例如：說到「顛覆」，其實似還有所不足。如講禪讓政治還是遵循儒家式的書寫呈現；對紂王、隋煬帝等「暴君」的描述，難免還是受「成王敗寇」史觀的影響。正因為若干敘述的顛覆不足，也就造成傳統價值判斷難免仍不脫傳統。但這類問題，在同類型著作中以算是最少的。把他視為洪水猛獸，危險思想的人，不妨以更寬廣的心胸閱讀並理解他。借用龍應台的話說：「在我們這裡，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對於袁先生的歷史講述，實在無須誇大或者加以入罪。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寫信給他最要好的朋友說：「你所說的每一句話我都不同意，但我即使冒著生命的危險，也要讓你有說這些話的權利。」我想這就是民主的可貴。袁先生處在一個正在面臨轉型的社會，我相信他也期待他的言論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包容。

　　「講史」確實是一件難度很高的工程，評價歷史更是不容易的事。所謂「青史憑誰定是非」，甚是！

　　「青史憑誰定是非」是林則徐的詩句，也是他畢生無限的感慨。

　　道光廿三年（1843），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三年，南京條約換約後，朝廷首先釋放和林則徐一起充軍新疆的鄧廷楨。鄧廷楨啟行前，林則徐贈詩說：「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說的是，他充軍謫貶是遭到誣陷的往事，但他相信歷史不一定是誰說了算。

　　「青史憑誰定是非？」評價歷史的確不容易。對於林則徐而言，他感到滿腹委屈，當是出自真情流露。如今他已得到極為崇高的民族英雄的封號，歷史應該給他公道了。但是琦善呢？那個去接他的位子，繼續與英國周旋的官員呢？因為他「主和」以及批評林則徐的態度，早已成為世人唾罵的「漢奸」、「賣國賊」。過去許多教科書命題時，甚至會出現「請敘述琦善賣國之經過」，類似這樣充滿價值判斷的題目。但歷史能這樣用「二分法」就說清楚嗎？

　　唐末詩人沈彬《題蘇仙山》：「蘇仙宅古煙霞老，義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去水東流。」位於今天湖南東部的郴州城外，有當年楚漢相爭之前，項羽等群雄所擁立「義帝」的陵寢。「義帝」雖然只是個象徵性的傀儡，但作為轉型期的政治人物，應該有他一定的地位。沈彬自然是感嘆成王敗寇，「千古是非無處問」，誰還記得他曾經是群雄共主的「義帝」。這個「千古是非無處問」，真可以和林則徐的「青史憑誰定是非」前後呼應。

　　歷史確實與「千古是非」盤根錯節，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要將「千古是非」說清楚，自然也非易事。我相信袁先生的著作就是一個很好的「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