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歧路

序

在中國期待進步主義∕錢永祥

　　朱嘉明先生是五星紅旗下誕生的第一代人，與共和國一起渡過了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以及六四事件這三大歷史階段。他在本書中對中國當前體制歧路的分析與前瞻，表現了這一代人在歷經滄桑、志業未竟之後，身為國家主人的責任感卻依然昂揚。

　　朱嘉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成長於北京。身為「老三屆」中較為年輕的一輩，他捲入了兩千萬學生上山下鄉的浪潮，在十年之間務農做工，先去西藏、後駐守黑龍江、再到山東，直到1978年考取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為止，在貧窮的青春歲月中見證了中國革命最亢奮也最灰暗的十餘年。

　　從1979年開始，朱先生參與了當時剛啟動的改革開放。以國務院的研究單位為立足地，他與一批經歷、志向相近的年輕人，針對當時中國在工業、農業、歷史與國際關係等方面的迫切問題進行研究與思考，撰寫文章，發揮過一定的影響，列名時稱的「改革四君子」之一。接下來，他參與籌辦了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聚全國中青年經濟學者於一堂研討經濟改革的具體問題，在當時意義深遠。他也擔任過趙紫陽時代「三所一會」中「中信國際所」的副所長，對國際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

　　但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識來不及見到結果。1989年天安門流血鎮壓之後，黨與知識界分裂、黨內的保守派與改革派分裂、知識界的內部也告分裂，多數改革運動的主力份子被迫退隱或者流亡。

　　朱嘉明主動中斷了此前的人生軌跡，先是積極參與海外民主運動，擔任過民運組織負責人，之後又浪跡海外多年，最後執教於維也納大學經濟系，繼續他的思想與著述工作。

　　像朱嘉明這樣由文革、改革開放、與六四這三大歷史局面所塑造出來的一代人，往往能對中國的歷史、現狀與前景提出獨特的全局觀點。畢竟他們所經歷的時代與事件，曾經具有撼動歷史、讓國家命運翻轉的宏大意義，養成了他們大局著眼的習慣。在這方面，朱嘉明也不例外。本書所收三篇文章，均表現出了這種時代精神面貌。〈訪談〉交代個人相對於國家歷史的經歷與想法。訪談之外的兩篇文章，一篇以建立合法性的努力與失敗為脈絡，縱向分析人民共和國六十年（並上溯民國）的歷史經驗，作為今天的教訓；另一篇聚焦於八個現實問題，橫向剖析政治制度與發展模式，動態認識今天中國的國情。這種透過縱橫兩個維度掌握上下全局的視野，並不是一般學院社會科學的近視習慣所能企及的。

　　但是朱嘉明本人的專業研究領域，卻是極其現實的經濟運作策略問題，他本人也「厭惡討論主義」，所以他的論述即使宏觀，仍處處貼近現實，關注所在是社會、國家的如何歸於「正常」。

　　中國今天不夠正常嗎？朱嘉明的一個論斷或許已經足以傳達他所憂心的癥結所在：中國看來十分強大，但又顯得十分脆弱。國家的經濟、軍事、國際地位已經躋身於強國之列，不過整套體制的正當性（合法性）卻愈來愈空洞虛渺。民間的剝奪感、不信任感、不安全感高漲，冷漠、譏誚、虛無的氣氛瀰漫在官員、知識份子、以及一般人民的言行之中。統治者則圍繞著家世與權力凝聚成利益集團，在風聲鶴唳中以高強度的維穩換取苟安。

　　朱嘉明認為這個局面的代價太高，也無法持久。由於急迫的危機感在心，他不取冷漠、譏誚、虛無的作態，但他也不相信再一場改革或者更激進的革命能夠解決問題。他認為問題所在是八十年代的改革後來走上了歧路，其標誌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平；而財富壟斷與掠奪的成因，乃是政治體制上的封閉與壟斷。他寄希望於回到八十年代，不是回到那時的任何主義，而是回到八十年代的價值觀，「藏富於民」與「還權於民」。換言之，朱嘉明並不是按照左與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西化主義的覆轍思考，也不是在緬懷一個已逝的金色年代。而是借鑑於「進步主義」的「民生」與「民權」的雙重價值，要求國民在這個政治共同體中能夠平等的參與、能夠自主的安排生活、能夠按照公平原則共享社會的財富。

　　這種價值觀，能不能成為今日中國分裂局面中的最大共識？我並不很樂觀，但是我認同朱嘉明的思考方向。人民共和國的創建、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當初所許諾的是民主、公有、平等、結束壓迫與剝削，到今天竟然退化到國家主義、官僚與權貴的資本主義，淪落為全世界最不公平、貧富最懸殊的社會之一，部分原因正是社會主義所高舉的進步價值遭到扭曲與異化，中國的黨國背棄了最基本的社會主義的人道門檻：即每個個人的1. 基本權利平等、2. 政治參與的權利平等、3. 生活機會與物質分配的公平。今天中國知識界各種新說爭奇鬥艷，對於無數個別國民的命運與遭遇卻關心不多；嘉明兄自勉「同情、懂得、理解貧窮，關懷窮人，才能理解經濟學精髓，成為真正的經濟學家」的情懷，在學界更屬罕見。我認為，嘉明兄用美國進步主義詮釋八十年代的改革運動的價值觀，不僅在歷史上可信，並且有助於今天中國的社會逐漸找到一種「平民的理想主義」來恢復道德生機。今天的進步主義若想實現憲政民主與機會公平的雙重訴求，就必須為了一般人民抗衡官僚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尤其應該為農民工、為女性、為少數民族、為偏遠地區與都市角落的弱勢國民，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讓他們都能分享國家權力與社會發展的成果。

　　這樣的呼籲來自朱嘉明這樣的一位知識份子，格外有其份量。他的文革經歷、他在八十年代的參與、他的挫敗與流亡，無數中國人都有親身的體會與情感上的共鳴。他歷劫歸來，國門對他雖仍設防，他並無怨懟激憤，反而以精衛填海、杜鵑啼血般的關愛心情盼望國事上軌道，國人能夠過上安定、公平的生活，我相信這份謙和、純樸的心志，更會令本書讀者感到親切與動容。

　　嘉明兄在台灣出版此書，要求我寫序。我並不以為自己有能力來議論本書論點的短長，但是說來感慨，我倒是很能夠體會嘉明兄在字裡行間洋溢著的切切心情與殷殷用意，也很信服他的進步價值觀有著深重意義（包括對於兩岸關係的積極、正面意義），因此我願意藉著書序表達我的感動與認同。我深信讀者──無論身在大陸、在台灣、或者在其他地方──讀過本書之後，會同意我的這一點點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