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啤酒與海鮮
要說啤酒的味道，乍一喝並不一定覺得有多麼甜美，好像喝了第一口之後還感覺有些淡淡的苦味，可是再喝幾口，細細品味，從中似乎能領略到一種清新、淡爽的口感，過後很容易讓人回想，隱隱約約總是惦記它，令人難忘，甚至能夠讓人上癮。據說，啤酒的營養成分非常豐富，每升啤酒中一般含有50克糖類物質，3.5克蛋白質的水解產物——「一肽」和氨基酸，甚至還有抗衰老物質，這些都是對人體非常有益的。海鮮的味道和營養成分就更不在話下了，說到過去，海鮮絕對不是一般人能吃得起的。
啤酒和海鮮都是好東西，可是我經常聽人說，吃海鮮的同時喝啤酒，過後特別容易痛風發作。當去醫院就診時，醫生往往會叮囑：「海鮮中大量含有一種叫做『嘌呤』的物質，它經過代謝之後會轉化為尿酸，尿酸過多會導致痛風，尤其不要邊吃海鮮邊喝啤酒。」於是，且不管這條飲食搭配禁忌到底有什麼科學道理，但它幾乎人人皆知。
從吃海鮮的同時別喝啤酒的常識中不難弄懂一個道理：一個好東西加上另一個好東西，並不一定等於更好的東西，甚至有可能變成了壞東西。
我常常回想過去閱讀《資本論》時的感覺，不由自主地就會聯想到喝啤酒。那是我於1984年考入南開大學後，專門學習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當時所學的課程當中並沒有《資本論》，但我好奇，課餘時間非要自己讀一讀。說實話，讀《資本論》真的不是一件快樂的差事，就如同初次喝啤酒感覺有些淡淡的苦味一樣，沒有多少吸引力，完全是在「半強迫」的狀態下「生吞活咽」。若是沒有點耐心，恐怕很難能夠堅持讀下去。但是一旦帶著種種疑惑和問題深入進去，越讀就越有興趣，也同喝啤酒一樣多少有點上癮。我讀《資本論》的體會是，在19世紀那個特定的歷史時代和特定的空間地域，《資本論》絕對是好東西，正是這部驚世之作喚醒了天下的勞苦大眾，也正是這部警世之作同時也拯救了資本主義。
我在南開大學學習期間，除了自學《資本論》以外，還閱讀了包括西方經濟學理論在內的很多書，尤其是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從古代，到近代，再到現代，從《論語》，到《毛澤東選集》，我發現中國歷史文化中有很多的精華值得繼承和發揚，學了之後獲益匪淺，就如同吃了海鮮不但解饞而且還補養身體一樣。我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以及「最高指
示」的體會是，在延續了幾千年封建歷史的那個特定的歷史時代和特定的空間地域，《論語》等絕對都是好東西，正是這些大作讓中國的勞苦大眾一輩又一輩地安分守己，多苦多累毫無怨言，也正是這些大作讓多少個王朝曾經實現過社會和諧，哪怕是一時的繁榮。
然而，就如同吃海鮮時喝啤酒一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經濟建設中，將《資本論》的精髓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結果是什麼呢？中國大陸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痛風發作，雖然還沒有發展到不治之症的地步，但已經是骨瘦如柴了。為什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資本論》的精髓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會有那麼大的魔力？那是因為在「血與火」的戰場上，容不得人們理性地去思辨，只要能將人們的激情調動起來就萬事大吉。而在經濟建設的「商場」上，每個人都會不由自主、瞻前顧後地精打細算，別說是犧牲性命，就是讓他們幹虧本的買賣都難以奏效。若不是鄧小平放開膽子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儘管這種改革並不徹底，它只是撇開了《資本論》的桎梏，不再被它所誤導），現在的中國大陸還不定是個什麼窮相呢！正是將《資本論》完全拋之一邊地進行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建設自此之後就有了明顯的起色。
不僅是中國，其它那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如此。有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開始對中國大陸的改革還耿耿於懷，認為中國大陸已經「變修」了；而如今他們都不得不承認，在搞經濟建設上，只吃海鮮不喝啤酒的政策，要比吃海鮮的同時又喝啤酒的政策絕對是高明的。
如今，我覺得我們只是停留在實踐中「吃海鮮時不再喝啤酒」的水平上是不夠的，我們更應該進一步地分析啤酒的質量以及它同海鮮一起吃為什麼會產生副作用的內在機理，對啤酒可能會給人們帶來的誤導和侵害進行批判，目的就是要人們對「飲食搭配禁忌」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
在本書中， 我不但創立了社會財富增長方式的新理論——社會成本經濟學原理，而且還對《資本論》中的很多論述都進行了批判，其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資本論》偏重倡導的「公有制」，就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顯現出來的過分私有化的社會病態傾向而言，它絕對是應能起到校正作用的良方。但是，它無意中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慣用的「無為」、「平凡」、「仇富」的思方式結合在一起，便變成了「大鍋飯」的代名詞，尤其是它的「均貧富」的思想體系，不但扼殺了投資者、企業家的創業熱情，泯滅了人們追求財富享受富裕生活的天然人性，而且還束縛了人們創新進取的動力，也就徹底地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
第二，《資本論》的思想實質，是用表面上的經濟分析的方法，來達到本質上倡導「鬥爭哲學」的政治目的，就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出現的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病態傾向而言，也絕對是應能起到以毒攻毒作用的良方。但這一以毒攻毒作用的良方，只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可它具有的極其危險的副作用，卻對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發展損害無窮。當它無意中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慣用的「與人鬥其樂無窮」等文化體系結合在一起，便誤導人們將「鬥爭哲學」看成是「常態」，不但破壞了一個國家本應將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作為主旨的政策策略，而且極大地破壞了社會和諧的局面，使人性扭曲。中國大陸的「大煉鋼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運動，就是在社會實踐中貫徹《資本論》所得到的必然結果。
第三，《資本論》將壓迫和剝削的根源歸結於商品經濟，是從經濟理論上來附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論調，是對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的嚮往。就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所表現出來的政府失控、無社會保障的社會病態傾向而言，也絕對是應能起到啟發和引導作用的良方。但是，它的理論體系無意中與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慣用的「皇權」、「治民」、「等級制」的思維方式結合在一起，便成了維護「產品經濟體制」為基礎的封建主義的幫凶。
這是因為，僅從以「平等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學方面而言，中國的傳統理論，不管是儒家學說，還是道家學說，包括法家等學說也在內，本質上都是「君家學說」。由孔夫子到孟子，再到董仲舒，很多中國古代的思想家都有不少可圈可點的精華，但遺憾的是，由於歷史的局限性，他們都是「產品經濟體制」的維護者。「產品經濟體制」培養的是「等級的價值觀」。「商品經濟體制」培養的是「平等的價值觀」，在孔孟之道蔑視商品經濟的傳統文化薰陶下，又在《資本論》錯把商品經濟當作「資本主義」批得沒頭沒腦的現代文化的引導下，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之路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始終就沒有脫離開「產品經濟體制」。很多人可能都不是很清楚，這種「產品經濟體制」雖然並不等同於封建主義，但它最大的特徵是靠「權力」來貫徹實施的。一旦人們與「權力的產生無緣」，「權力」很快就會變成「特權」。於是，它就最容易滋生並且繁榮封建主義。甚至可以說，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還遠沒有達到資本主義階段的國家裡，「產品經濟體制」就是封建主義滋生的土壤，它們是相輔相成的。
本書的寫作雖然最初始於我在南開大學上學期間，但開始僅僅是廣泛地閱讀各種理論書籍和記筆記、寫出疑問和思考。但這個「準備階段」對於我後來的研究和寫作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很多的問題和懷疑都是始於這個「準備階段」，而我在讀書學習中所養成的「問題意識」和「懷疑精神」又都是受益於我下了一定的功夫學習邏輯學。當時我把力量都下在《人權論》一書的寫作上，它於1989年4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遺憾的是，該書後被當局查禁。要說本書真正開始動筆，還是應從我自1990年自己投資承包了企業進行資本運作實踐以後算起。2000年我進入天津工人報社之時，這本書的大部分已經全部完成。進入天津工人報社以後，尤其是我所從事的群工部的工作，使我有機會接觸很多上訪的職工和群眾，同時也接觸了很多企業和管理部門，可以更多地傾聽來自不同方向的意見和觀點。這對我的研究和寫作是大有好處的。
老實說，我在南開大學所學的專業不是經濟學，是「馬列主義基礎理論」，但我閱讀自學了很多西方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尤其是我在閱讀中有很多思考，提出很多的問題。不但如此，其他同學、同事們不敢思考的我敢思考，他們不敢提問的我敢提問。只要沒搞明白，非得「打破砂鍋問到底」！
不管是哪個門派的經濟理論，在我虛心求學的同時，我絕對不會盲目地迷信它，總是要打上幾個問號，除非它得到了實踐的驗證。尤其是對那些被實踐驗證行不通的理論，管它是什麼主義，我都要指出它的毛病，該駁的駁，該批的批，決不含糊。
正因為我從一開始就沒有依附於哪個經濟學門派，沒有教學科目的束縛，沒有教學大綱的限制，更沒有哪個領導指手畫腳地干涉，所以我比那些科班出身、正統地學習過經濟學課程的人更容易保留自己的主見。
我自己一直這樣認為，我的研究與寫作，不是跟在某個經濟學派的屁股後面亦步亦趨，而是根據自己的親身實踐，意圖獨自開闢一個新領域，意欲創建一個自成一體的新的經濟理論體系。在此把我心裡的秘密告訴讀者：在研究和寫作中，我對自己提出的嚴格要求是，應盡力使它成為「經典」之作。是否做到了？真心地希望專家、學者和讀者們給出一個公正的評判。
張春津
於天津工人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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