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宋曹琍璇(Shirley)
古人說:“無巧不成書”,我們這本書就從這“巧”字開始吧!
人在認為“巧”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承認自己所知的有限與沒有預知的能力。絕大部分人所經歷的最戲劇化的改變,都不是可以預料更不是預設的。在蔣公日記中,我們看到他改變歷史的一些際遇,有時發生在他生命中平靜的時刻,有時發生在他進行計劃中的一個小意外,有時更在他慶享成功、春風得意之時。然而,他一生中最安逸的日子,卻是在他失去大陸江山,退守台灣,得以靜心“自省”的垂老歲月中。有關蔣公日記的種種“巧”,令人驚訝,讓我們感到神在冥冥之中改變歷史的軌跡。
首先,我們要感謝蔣公少年時期的發蒙老師──在私塾裏啟蒙他對“寫日記”的認知;他的教導不一定讓每一個學生都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但卻使蔣公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並持之以恆,終生不渝。他足足寫了五十八年(1915—1972),有了這些浩瀚的文墨,才使得我們今日因這份特殊的“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集聚一堂。這是一巧。
巧二:中國自清末以後,幾乎都處於兵荒馬亂中,蔣公一生四分之三的歲月也都處於戰爭狀態,他從一個軍事強人直至國民黨、中國最高領袖,面對繁複艱困的軍事、國事,他必是戎馬倥偬、案牘勞形,但他竟然每日堅持、靜心,用毛筆書寫日記,還能在戰火連天、四處遷徙的情況下,安全地保存這些日記,實在是奇跡。每當我閱讀日記時,總會驚訝這些珍貴的日記“仍然存在”,真是太不可思議!
巧三:蔣公日記在台灣一直被小心地珍藏,偶爾拿出來編撰參考,亦極為有限,外人不可能有機會看到。1988年經國先生病逝,不久,他的幼子蔣孝勇先生移居海外,這批日記才被帶到國外。孝勇先生用心良苦,不但把日記帶出台灣,以免日記因當時的政治環境而受到傷害,更不惜重金購買微縮膠捲製作設備,在家中複製日記軟片,如此,萬一意外發生,仍有備份保存。不幸,離國不到十年,孝勇先生病逝,臨終時把這批珍貴文獻交付給妻子蔣方智怡女士保管。蔣方女士鑒於當時台灣“去蔣化”的趨勢以及對於民國史的漠視,常為身負日記重任,而顫驚躊躕,後經各方努力,決定把日記暫存胡佛研究所,並開放給學者閱讀,因此,全世界的學者才有自由閱讀的“機會”與“方便”。
巧四: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經濟起飛,國門大開,許多人有了財力和機會出國學習參訪,開始與世界接軌。自然的,學術交流也成了首要的項目之一。蔣公日記恰在此時入存胡佛,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兼具。如果早五年或十年,不會有如此多的大陸學者有能力來美探秘;如果台灣政局穩定,蔣方女士也未必選擇胡佛,或許就在台灣開放了!但即使在台灣開放,相信對日記保存的技術與開放的程度必不如胡佛。胡佛檔案館的專業與開放,舉世聞名,大家今日能看到如此完整的日記全貌,以上這些條件,缺一不可。
巧五:海峽兩岸雖為同根生的一個民族,但因長期以來政治意識形態的阻隔,對於中國近代史一直是各有說辭,彼此不甚了解。自從1979年兩岸三通(通郵、通商、通航)以後,彼此有了交流與互動,關係也拉近了許多;但台灣過去十年來的“去蔣化”和“去中國化”,使得兩岸關係漸行漸遠。2006年,蔣公日記第一次在胡佛開放時,震撼了世界史學界,世界各地學者趨之若騖地來到胡佛探秘,有些人甚至表示,蔣公日記恰在此時開放,正好作為“兩岸重合的彌合劑”。
巧六:蔣公日記內容豐富,人文歷史、理儒哲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宗教、世界文化等等,無所不包,令人歎為觀止。學者們無不對他的好學與慎研精神,肅然起敬。他一直以非我莫屬的責任感,以擔天下大任為志的心態自勵,凡領導者必備的知識,必精研慎讀。所以,他的日記很值得兩岸的領導者參閱借鑒。
巧七:蔣公是浙江人,與浙江大學有特別的鄉情淵源,抗戰時,為栽培人才,特請竺可楨先生擔任浙大校長,藉着他的“求是”精神,造就了不少當代人才。2012年,浙大成立“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第一次“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討會”,與會學者交流閱讀蔣公日記心得之餘,不約而同,提議邀集到胡佛研讀蔣日記的學者們,合寫一部“胡佛讀史記”。因此,才有此書的誕生。
書筆至此,感慨萬千,世事多變,多少民族的血淚與滄桑,盡在蔣公日記中。這七巧把國際學者在胡佛研習蔣公日記的觀點及感受集成一書,讓天下人走近蔣公,更清晰地看到中華民族的苦難與發展,大家共同在史料中反思,如此,我們的民族才有和諧光明的未來。敬祈天父賜福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國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