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新探

蔣序
大陸版代序︰張學良入黨之謎
前言
第一章 由戰爭走向妥協
第一節 西征北上
第二節 陝北稱雄
第三節 洛川諒解
第四節 延安撥霧
第二章 西北大聯合計劃
第一節 反蔣醞釀
第二節 入黨初衷
第三節 八面來風
第四節 引弦待發
第三章 打通國際路線
第一節 “逼蔣抗日”
第二節 艱難交涉
第三節 兵敗黃河
第四節 暗渡陳倉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節 山雨欲來
第二節 破釜沉舟
第三節 戰耶和耶？
第四節 孰進孰退？
第五章 從“革命”到“兵諫”
第一節 皆大歡喜
第二節 風雲突變
第三節 福兮禍兮？
第四節 柳暗花明
附︰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秘密通電通信代表
參考書目

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將軍，發動事變的原因為何？或其事變前與中共之關系如何？為何終于演成“劫蔣”的一幕？過去的研究或著作，多以有關人士的回憶錄及一些公開的文件為其重要資料的依據；特別是張氏本人的回憶錄（一般通稱《西安事變懺悔錄》）。因此，對此事變有些問題的解釋，往往受到一些回憶錄的影響。

近年由于大陸方面檔案資料的刊布和利用，以及在台私人遺留日記的公開，使吾人對此事變的原因及其過程的曲折變化，漸有新的了解。一年以前，筆者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三井先生之約，為該所集刊紀念郭廷以先生九十冥壽專號撰有《張學良、周恩來延安會談與西安事變之前因》一文，利用了上述一些資料。認為張學良自延安會談（1936年4月9日）後，隨著中共統戰策略的演變，由“抗日反蔣”而至“逼蔣抗日”，終至演成西安事變（即“劫蔣”）。此一觀點的由來，起于1997年7月在《傳記文學》發表的《有關西安事變的新資料》-文，介紹楊奎松新著《“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及《徐永昌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出版）中有關西安事變的新資料。

在筆者對西安事變的新資料繼續追求中，深感上述張、周“延安會談”一文仍多有缺失須補充和修正。適因去年（1994年）國民黨創黨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提出<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中共之關系》一文，借以補正前文之缺失。本文撰寫期間，復承楊奎松先生以其最近新著《西安事變新探》稿相示，並囑為撰序。筆者有幸，得以先睹楊先生的原稿，認為此一新著不僅運用了大量的檔案資料而有新的發現，同時對于西安事變若干史實作了新的探索。書名定為《西安事變新探》可謂名副其實。

極為難得的是，楊先生允許筆者引用其新著稿中一些珍貴資料，對拙稿《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中共之關系》的補充，助益良多。筆者謹以此文的提要，權充楊先生新著的“代序”，用是“以文會友”，非敢掠美也。

拙稿《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中共之關系》的要旨在說明大陸方面近年有關西安事變檔案資料的刊布和利用之概況，並舉張學良、周恩來兩當事人對其延安會談內容的陳述作對比，以示回憶錄與檔案資料的差異。次就張與中共代表李克農洛川會談的協議及其未能解決之歧見，因有延安會談的舉行，略有說明。在雙方滿意的情況下，使張由原來主張“擁蔣”而邁向中共的“抗日反蔣”之路，加以張之“抗日”情切，在中共的“俄援”與“西北大聯合”的引誘下，使張決心追隨中共“拼干”下去，甚至要求加入中共，但受到共產國際的批駁。蓋莫斯科方面所需求的，顯為中國全國性的“抗日”力量．因有“聯蔣（介石）棄張（學良）”之指示。中共則以“務實”的作法，一面與南京方面進行談判，一面繼續聯絡“各派反蔣軍閥”，以“雙管齊下”之法，來“逼蔣抗日”。如此，張與楊虎城等不僅成為中共與南京談判的籌碼，也就成了“逼蔣抗日”的追隨者。

蔣既不願對共妥協，張亦走上“逼蔣”的不歸路，兩人之間勢成騎虎。其最後結局，只是決裂的方式之選擇而已。結果張卻采取了兵變的方式，發動了西安事變。此為筆者讀楊奎松先生新著稿之後，對西安事變原因的一點看法。

蔣永敬
1995年5月于政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