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

作者自序
第一輯 國內政治
論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
一 兩黨的思想、理論與策略分歧
二 促成兩黨破裂的國內外因素
三 兩黨關係從合作向破裂的演進
四 兩黨破裂與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
蔣介石與北伐時期的江西戰場
一 孫傳芳出師援贛
二 孫蔣談判與孫張結盟
三 蔣介石決策進軍江西與程潛首攻南昌
四 蔣介石入贛與再攻南昌
五 三攻南昌與江西戰場的勝利
蔣介石建議兩黨合併
一 蔣介石向中共提出“廢除蘇維埃政府”等四項要求，日記中破天荒地出現“開放黨禁”等內容
二 兩黨談判加速，蔣介石改“剿共”為“編共”
三 中共提出四項保證，蔣介石提出“彼此要檢討過去”，要求中共“與他永遠合作”
四 中共提議建立“民族統一聯盟”，蔣介石提議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
五 中共同意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蔣介石既想利用共產黨，又害怕共產黨
六 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蔣介石決定“對中共應放寬，使之盡其所能”
七 同題異旨，蔣介石想“合併融化”，共產黨想“獨立自主”
八 毛澤東表示，國民黨有“光榮的歷史”，有孫中山、蔣介石“兩個偉大的領袖”
九 蔣介石反對“跨黨”，堅持“合成一個組織”，擬約毛澤東面談
十 周恩來明確答覆：兩黨合併“不可能”，談判最終破局
十一 國民黨制定《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兩黨關係轉入多事之秋
十二 兩次合作與分裂，歷史何其驚人地相似
第二輯 對日政策
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應對
一 汪蔣之間的和戰分歧
二 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反應
三 從勸汪赴歐到開除汪的黨籍
四 刺汪未中，汪精衛發表《舉一個例》
五 爭取龍雲站到抗戰一邊來
“桐工作”辨析——真真假假的中日特務戰
一 談判過程與日中兩方記載的異同
二 軍統局對張治平的審查與“桐工作”的結束
三 張季鸞企圖借機拆穿日方“把戲”與中日秘密談判的延續
四 “宋子良”是冒牌貨，蔣介石的親筆“委任狀”等是偽件
五 日方急於求和，軍統借機玩弄日方
第三輯 國際外交
跟德國還是跟英、美站在一起？——抗戰時期中國外交的一次重要選擇
一 英國對日妥協，孫科、白崇禧等主張“聯德、絕英、疏美”
二 蔣介石堅持中國外交政策不變
三 中國避免了二戰後淪為戰敗國的噩運
拒絕德國拉攏，阻撓德日會師印度洋——抗戰期間中德關係探秘之一
一 德國繼續調停中日戰爭，蔣介石一再拒絕
二 德方多次與桂永清會談，要求秘密締結《中德軍事密約》，合攻印度
三 德、日的“會師”計畫與蔣介石拒絕德國拉攏的意義
四 納粹已經到了窮途末路
蔣介石與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運動肺——抗戰期間中德關係探秘之二
一 德國內部反納粹力量求助於蔣介石
二 蔣介石決定派齊熳赴歐，聯絡德國反納粹力量
三 齊悛赴歐，轉報反納粹力量的舉事時間和條件
四 德國軍隊中的反對希特勒運動與1944年的未遂政變
宋美齡與邱吉爾
一 反對邱吉爾的“先歐後亞”論，批評其戰後排擠中國的圖謀
二 不訪問英國，不和邱吉爾見面
蔣介石與尼赫魯
一 尼赫魯訪華，會見蔣介石，確定中印兩黨合作原則
二 蔣介石親自策劃戴傳賢訪
三 蔣介石夫婦訪印，渴望會見甘地與尼赫魯，英印政府多方設限
四 蔣介石與尼赫魯的三次談話
五 蔣介石向英方進言，英印談判失敗
六 蔣介石要求羅斯福出面調停，羅斯福勸蔣不採取行動
七 蔣介石為甘地、尼赫魯的被捕呼籲，不理睬邱吉爾的訪華示意
八 為印度獨立盡力，叮囑尼赫魯不可繼承英國的西藏政策
第四輯 遷台前後
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
一 事件的兩重性：抗暴與騷亂
二 三駕馬車，三種政治訴求
三 蔣介石的“懷柔”決策與措施
四 派兵始末及其評議
蔣介石反對用原子彈襲擊中國大陸
一 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杜魯門考慮使用原子彈
二 蔣介石計畫反攻大陸，美國空軍方面向蔣介石表示，可以出借原子彈
三 使用“戰術核武器”？
國民黨遷台與蔣介石的反省
一 蔣介石與臺灣的因緣
二 蔣介石在內戰中頻頻失敗，目光轉向臺灣
三 蔣介石進駐臺灣，成立總裁辦公室
四 西南夢碎，國民黨完全撤出大陸
五 蔣介石的反省
六 正確或不正確的反省都深刻影響了臺灣歷史的發展進程
張學良及其西安事變回憶錄
一 張學良奉命回憶
二 蔣經國要求寫出西安事變的全過程
三 蔣介石要求駁斥“成交”說
四 張學良要求“受訓”
五 蔣經國為張學良的回憶定稿
六《懺悔錄》風波
七 回歸本真
第五輯 婚姻家庭
蔣經國怎樣從蘇聯歸來膽
一 經國留蘇不歸
二 蔣介石拒絕宋藹齡以承認《伯力協定》換取蔣經國回國的建議
三 再次拒絕宋慶齡以牛蘭夫婦交換蔣經國的建議
四 共產國際決定派蔣經國回國，蔣經國向季米特洛夫保證：“您的全部指示都將完成”
五 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相會
附錄
中國抗戰與美英蘇三大國的關係
中國抗戰的三個艱危時刻
一 面對日本侵略，中國政府為什麼沒有立即反擊？
二 中國抗戰的艱危時刻
三 如何評價抗戰時期的蔣介石
珍珠港事變前的中美交涉

本書是拙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的第二輯。
人的正確的歷史觀念從哪裡來？答曰：從史實研究中來。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是檢驗一切歷史觀念的標準。符合史實的觀念是正確的，反之則為謬誤。既往的一切歷史觀念都要經受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的檢驗。正確者堅持，不正確者修正。這是歷史學不斷發展、更新的基礎，也是必由之路。
不研究史實，不可能獲致正確的歷史觀念，這是常識。但是，有時人們面對史實，卻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確的觀念和判斷。這是因為，人的思維，包括人的歷史研究活動，都常常受到許多主客觀條件，如立場、利益、環境、經歷、經驗和知識結構等因素的制約。這些因素，有時有助於人們的認識，有時則反之。生活中常見的情況是，史實明明擺在那裡，有的人就是看不到，看不全，或是看到了也不承認，甚至做出超越常情的另類解釋。歷史學家的責任和可貴之處，就在於能擺脫各種不利於其研究活動的制約因素，盡最大可能還原歷史真相，使人的歷史觀念符合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
眾所周知，在近代中國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兩次分裂，並有過多年對峙。合作的時候，雙方並肩對敵，同生共死；分裂的時候，刀兵相見，不共戴天。這種合作和分裂自然會對人們的認識活動造成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1945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曾經特別提到一種負面的影響——“內戰時期的情緒”。他說：存在著。認真說，這種情緒是不大健全的，是還沒有真正覺悟的表現。這是反映了內戰時期的情緒。
那時候，因為環境不同，連孫中山也不要了。那個時期為什麼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裡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就不喜歡。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
毛澤東所指的“內戰時期”，說的是中國現代史上1927年至1937年那一段。那時候，國共兩黨彼此互斥為“赤匪”與“白匪”，你殺我，我殺你，彼此都殺紅了眼，自然，作為國民黨的創建人的孫中山在部分共產黨人的眼中會變形，覺得不值得尊崇，可以“不要”了。毛澤東在另外的場合還說過：“那時我們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毛澤東的這段話講明瞭另外一個影響人們認識的因素，這就是人們在不同時期的利益需要。
孫中山作為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的地位，今天已經得到舉世公認。為什麼在1927年至1937年的內戰時期不受許多共產黨人的歡迎，毛澤東講得很清楚，那是“內戰時期的情緒”。毛澤東提出：“現在不同了。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克服。”人們從這一段話裡，完全應該得到啟示：在歷史研究中，要注意克服、擺脫各種不利於獲致正確認識的制約因素。
國民黨和共產黨打過多年仗，人們有“內戰時期的情緒”是必然的，這種情緒”影響人們的觀念以至歷史研究也是必然的。不妨舉兩個比較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消滅歐洲的德國法西斯和亞洲的日本法西斯的先後次序中，有所謂“先歐後亞”，或“先亞後歐”的分歧。蔣介石是主張“先亞後歐”的，多年來，中華民族深受日本侵略之苦，蔣介石持這一主張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蔣的這一主張卻曾經被批判為企圖藉以延長法西斯德國和一切法西斯，包括蔣自己對於中國人民的法西斯統治的壽命。這大概可以算作“內戰時期的情緒”了吧？
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聯合進行的民族戰爭，兩黨都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貢獻。2005年9月，胡錦濤同志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應該承認，這段話不僅完全沒有“內戰時期的情緒”，而且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上，對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作了科學的、符合實際的評價。
毛澤東說過：“孫中山這位先生，要把他講完全，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講歷史辯證法的。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裡儘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蔣介石不是孫中山，蔣介石做的好事也不能和孫中山相提並論，但是，他早年追隨孫中山革命，後來和共產黨兩次合作，領導過北伐和抗戰，晚年遷台後，又反對台獨，堅持“一個中國”，建設臺灣，總還是做過若干好事的。在促進和發展海峽兩岸和平關係的今天，人們自然應該按照“歷史辯證法”的要求，將他“講完全”。鑒於“內戰”時期，特別是1946年至1949年的第二次“內戰”時期，人們高喊“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自然集中於講他的“過”，其中有些講得對，有些可能講得不對，或者講過頭了。這就需要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充分掌握一切有價值的史料，首先厘清史實，尊重史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真正地展開“百家爭鳴”。蔣介石研究如是，國共關係史的研究也應當如是。
對於蔣介石的評價，歷來的看法不外分三種：一是有功無過，一是有過無功，一是有功有過。本書作者持第三說。至於何者是功，何者是過，何者是主流，何者是支流，當然可以討論，也需要討論，然而，歷史是實證科學，無征不信，沒有充分、可靠的史實作支撐，人們難以提出任何經得起顛撲摔打，可以取信于天下萬世的結論。蔣介石一生經歷的大事很多，必須一件件、一項項，逐件逐項地加以研究，只有在這種研究做得比較深入之後，才有可能進行全面的分析和綜合，得出的結論才有可能比較科學、比較準確。倘若不充分掌握資料，不研究史實，拘守某些既往的觀念，局限於“內戰時期的情緒”和在這種情緒支配下做出的某些結論，排斥任何有理有據的新探索，恐怕無助於揭示歷史真相，無助于兩岸和平關係與政治互信的建立，當然更無助於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
研究和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的依據當然是人物的言與行。蔣介石日記由於主要供個人使用，生前並未公佈，其中有比較多的政壇秘密和個人內心世界的記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視。但是，僅僅依靠日記是不夠的，必須根據大量的檔案、文獻，鉤沉索隱，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奧秘，有所發現。本書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據的蔣氏日記不過幾句話，但所依據的檔案和文獻，卻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兩岸的結果。
本書和第一輯一樣，仍然是一件件、一項項的專題研究。全書共收文21篇。其中16篇是新作，另幾篇原據大陸及臺灣收藏的蔣介石日記的摘抄本寫成，此次收入，根據近年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原稿本作了修改和校訂。其中有兩篇，只採用了原作中的片段，全文幾近重新寫過。此書出版之後，筆者將繼續寫作第三輯。
本書寫作中，東方歷史學會蔣介石專案組給予支援，蔣方智怡女士惠允引用蔣介石日記，美國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曹刑璿，斯坦福大學喬志健，臺北“國史館”吳淑鳳，政治大學劉維開，北京大學楊奎松、臧運祜，《南方都市報》劉煒銘，復旦大學王麗，中國人民大學楊雨青，本所聞黎明、黃道炫、張俊義、羅敏、賈亞娟等教授、女士、先生給予各種幫助，謹此致謝。
楊天石
2010年1月19日，北京